工人们则对“十二小时”和“禁止童工”等条款将信将疑，实际境遇改善有限。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法律上确立了工人的部分基本权利，也为后续斗争提供了依据。
其次，是“官办慈善”向“社会保障”的初步延伸。
传统的“义仓”、“善堂”、“栖流所”等官办或民间慈善机构，主要面向灾民、流民、鳏寡孤独。
面对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及其面临的伤病、养老、失业风险，旧有体系完全无力应对。
朝廷开始尝试建立一些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
1. “工伤互助社”的官督民办：在商部 倡导下，于上海、广州 等工业城市，试行“工伤互助社”。
由官府监督，行业商会或大厂牵头，工人自愿（或强制）每月缴纳少量“社费”（如几文钱），汇集成基金，用于救助社内因工受伤、死亡的工人及其家属。
虽杯水车薪，且管理易生弊端，但体现了风险共担的思路。
2. “官医局”向工人有限开放：在北京、上海 等地的“官医局”（传统中医为主，略有西医），尝试为持有“厂牌”或“社凭”的工人提供免费的简单诊疗和平价药物。
规模极小，但信号意义明显。
3. “恤嫠育婴”的扩展：一些地方“恤嫠局”（救济寡妇）和“育婴堂”，开始接纳因工死亡工人的遗孀和孤儿，提供基本食宿。
资金来源部分来自官府拨款，部分来自“劝募”（向商人募捐）。
再者，是探索建立“储蓄养老”的雏形。
受到西方“年金”制度和传统“义庄”启发，个别开明的大厂（如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开始尝试“存工养老”办法：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存一小部分，厂方也对应补贴少许，存入特定账户，待工人年老或伤残离开时，可一次性或分期领取。
这完全依赖于厂方的信誉和经营状况，极不稳定，但可视作养老保险的萌芽。
劳动法颁布，社会保障初。
启明五十一年前后推出的这些措施，在强大的资本力量和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
它们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悲惨的境遇，劳资矛盾依然尖锐，罢工事件仍时有发生。
然而，其历史意义 不容忽视：它标志着朝廷开始承认 并尝试以成文法 的形式干预 劳资关系这一全新的社会领域；它首次在法律层面赋予了工人（尽管定义模糊）一些基本权利；它开启了由国家力量介入构建社会安全网 的初步尝试。
尽管这些举措如同在疾驰的工业列车旁铺设的几块薄薄的减震垫，远不足以消除其颠簸与风险，但它毕竟代表了一种方向——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开始关注“富民”与“安民”。
而要真正“安民”，除了改善工作条件，国民的健康与寿命，是更基础、也更严峻的挑战。
一场针对最可怕瘟疫之一——天花 的生死之战，以及更深层次的医疗改革，正在帝国境内悄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