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潮的暗流与《京报》上零星的报道，终究无法被高踞庙堂的统治者完全忽视。
启明五十年前后，几起规模较大的罢工事件（如上海英资纱厂、汉阳铁厂）及随之引发的流血冲突，终于惊动了中枢。
朝廷意识到，若对新兴的劳资矛盾继续采取“民不告，官不究”或单纯弹压的态度，不仅有损“仁政”声誉，更可能动摇“新政”根基，影响税收稳定的工业生产和城市秩序。
在部分开明官员（如新任商部尚书、关注民生的都察院御史）的推动和皇太子陈弘绪的关注下，朝廷开始着手制定旨在“调和劳资，安定民生”的初步劳动法规与社会保障措施。
首先，是《 工矿厂务管理暂行章程 》的颁布（启明五十一年）。
这是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劳动法规。
尽管条文简单，覆盖面有限，且执行力度存疑，但意义重大。其主要内容：
1. 工时限制：首次以法令形式规定，矿工、纺织工、机器厂工匠等“重工”，每日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十二时”（实际默许加班，但有了法律依据）。
规定“逢朔望（初一、十五）及端午、中秋、春节等节令，应酌情给假”。
这距离“八小时工作制”甚远，但已是突破。
2. 禁止雇佣幼童：明令“禁止雇佣未满十二岁之儿童入厂矿作工”。
对十二至十六岁 的“幼工”，规定其工作“不得从事危险、繁重之役”，且“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八时”。
此条在缫丝、火柴等大量使用童工的行业遭遇强烈抵制，执行艰难。
3. 工资支付保障：规定工资“应按月或按旬 足额 发放”，“不得无故克扣、拖延”，“不得强制以厂票、物品抵充工资”。
这旨在遏制普遍的欠薪和变相盘剥。
4. 工伤抚恤：首次规定“工人因工受伤，厂主须负担医药之资”；“因工致残，丧失劳作能力者，厂主应酌情给予抚恤，或安排轻便职事”；“因工死亡，应给予其家属丧葬费及抚恤金”。
标准模糊，但确立了厂主责任原则。
5. 工作环境与安全：要求“厂矿应尽力保持空气流通，清洁卫生”，“机器危险部位应设防护”，“矿井应有必要之通风、支护、排水设备”。
但缺乏具体标准和强制检查手段。
6. 设立“工务调解委员”：规定在工人集中的城市或厂区，由地方官、商董、绅耆及“工人代表”（实际多由工头或官府指定）组成“工务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劳资纠纷，“勿使酿成事端”。
这是试图将冲突纳入官方调解渠道。
章程颁布后，在上海、天津、汉口 等通商大埠，由道台衙门 牵头，象征性地组织了宣讲，并要求各大厂报备工人名册、工时等情况。
多数厂主阳奉阴违，或通过贿赂胥吏规避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