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烟囱如林，机器的轰鸣昼夜不息，标志着帝国正加速驶入工业时代的轨道。
然而，在机器创造巨额利润、城市日渐繁华的表象之下，一个庞大、集中、且处境艰难的新社会群体——产业工人，正在血与汗的浇筑中迅速成形，并随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劳资矛盾。
工人阶层的诞生，源于传统社会的解体与工业的吸附。
随着“工商鼓励策”推行，大量农民因土地兼并、天灾人祸、或单纯被城市“工价”吸引，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涌入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新兴工业城市。
他们中既有破产的自耕农、佃户，也有失去生计的手工业者（如被机织布冲击的土布织工），以及城市贫民。
在工厂门口，他们排成长队，等待被雇佣。他们的身份，从依附于土地的“臣民”或“匠户”，转变为纯粹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的“雇工”或“工人”。
早期工人的境遇，极为悲惨：
工作时间漫长：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 是常态，甚至更长。
工厂主为最大限度利用机器，普遍实行“两班倒”或“三班倒”，机器不停，工人轮流休息。
节假日极少，一年中仅春节等少数几天停工。
工作环境恶劣：纺织厂内棉絮飞舞，令人窒息；矿洞中黑暗潮湿，危险四伏；化工厂毒气弥漫；机器缺乏防护，断指、轧伤事故频发。
厂房拥挤、通风极差，疾病极易流行。
工资微薄：普通男工日薪约二十至三十文（购买力约合几斤米），女工、童工更低，仅及其一半或三分之一。
且常以“罚薪”、“存工”（扣押部分工资年底发，但中途离职不付）等方式克扣。
工资多以铜钱 或厂票（只能在厂区商店消费）支付，实际购买力常因物价上涨而缩水。
居住条件低下：工人多聚居在工厂附近的“棚户区”或资本家建造的简陋“工房”里，拥挤、肮脏、缺乏基本卫生设施，是瘟疫的温床。
毫无保障：伤病、年老、失业，即意味着陷入绝境。
工厂没有任何医疗、养老、失业保障。
因工致残或死亡，往往仅给予极微薄的“抚恤”甚至不予理会。
管理严苛：普遍实行“工头制”或“拿摩温”（Nuber One，洋行用语）管理，工头对工人有生杀予夺之权，动辄打骂、罚款、开除。
工厂规章制度极其严苛，稍有不慎即受重罚。
与此同时，资本家（工厂主、商人）阶层也在迅速壮大。
他们中既有凭借特权或与官府关系获得“官督商办”垄断地位的“红顶商人”，也有靠自身经营起家的民间实业家，还有投资设厂的买办 和传统商人。
在“工商鼓励”政策下，他们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生活奢靡，与工人的困苦形成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