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锐的劳资矛盾，在巨大的利益反差与严酷的生存压力下，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矛盾的表现形式多样：
1. 经济斗争：最常见的是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反对克扣工资和罚薪。
工人们最初以消极怠工、破坏工具、个别抗议 等方式表达不满，但随着人数的集中和境遇的相似，开始出现集体罢工的雏形。
启明四十八年，上海 某英资纱厂 因无故降低工资，引发数百女工集体停工抗议，虽被工头勾结巡捕房镇压，但影响颇大。
2. 反抗虐待：针对工头的无理打骂和苛刻管理，工人们或以群体沉默对抗，或发生暴力冲突。
在唐山某煤矿，曾发生矿工打死一名恶霸工头的事件。
3. 争取基本生存权：反对在极端恶劣（如高温、毒气）环境下超时工作，要求改善基本食宿条件。
在广州 某缫丝厂，女工因厂方提供的伙食霉变而集体抗议。
早期的工人斗争，多是自发的、零散的、经济诉求明确但缺乏组织的。
工人内部也存在地域帮派（如苏北帮、宁波帮、广东帮）隔阂，技术工人 与普通粗工待遇差别，男工与女工、童工境遇不同，难以形成统一力量。
工厂主则通常采取强硬镇压（勾结地方官府、雇佣流氓打手）、分化瓦解（收买工头、开除领头者）、关门歇业 威胁等手段应对。
然而，矛盾并未因镇压而消失，反而在积聚。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工人问题”。
《京报》 的某些栏目开始谨慎地报道工人恶劣的生存状况，引发社会议论。
格致院 中少数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潮（通过留学生和译着零星传入）影响的学者，开始思考“劳工权益”问题。
部分开明的地方官员也意识到，若放任劳资矛盾激化，恐酿成大规模社会动荡，影响“新政”稳定和税收。
工人阶层生，劳资矛盾现。
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与劳资冲突的浮现，是帝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副产品”。
它暴露了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也考验着“启明”朝廷的治理智慧。
是继续放任资本对劳动的压榨，以牺牲底层换取经济数字的增长？
还是尝试进行干预和调节，在发展中寻求某种平衡，缓和社会矛盾，维护长治久安？
这个问题，随着工厂烟囱的日益增多和工人抗议声浪的隐约可闻，已无法回避。
制定相关的劳动法规，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成为摆在朝廷面前日益紧迫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