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痘的普及如同拆除了一枚高悬于帝国人口增长道路上最致命的绊发雷。
天花，这个曾经周期性收割各年龄段生命、尤其对婴幼儿残忍无比的“死神镰刀”，其威力在“启明”中后期被牛痘接种大幅削弱。
这场静默的胜利，与政局相对长期稳定、粮食产量因新作物推广和水利兴修而提高、以及《劳动法》推行下极端恶劣工作环境略有改善（对工人平均寿命有微弱正面影响）等因素叠加，共同催化了一个帝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变化——人口开始进入高速、持续的增长通道，即所谓“人口爆炸”。
首先，是死亡率的显着下降，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
在牛痘推广前，天花是婴幼儿的头号杀手，据零星地方志估算，约有三至四成 的孩童活不到成年，其中天花是主要原因之一。
牛痘接种普及后，因天花死亡的儿童数量锐减。
尽管其他疾病（如麻疹、猩红热、痢疾、新生儿破伤风等）依然肆虐，公共卫生条件整体仍差，但最凶残的“老虎”被关进笼子，总体的儿童成活率 有了可观的提升。
更多孩子得以长大成人，成婚育子，为人口增长提供了最基础的“增量”。
其次，是平均预期寿命的缓慢攀升。
虽然缺乏精确的全国统计数据，但从地方志、族谱、以及宫廷档案的零星记载分析，在牛痘普及、政局稳定、饥荒频率相对降低（得益于番薯、玉米的推广和仓储制度）的地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有小幅但明确的提高。
或许从康熙乾隆时期的三十余岁，缓慢提升至“启明”中后期的接近四十岁。
这主要得益于婴幼儿和青少年死亡率的下降。
对于大多数平民而言，一旦活过幼年、青少年期，其寿命与以往差别不大，仍受困于劳累、营养、医疗条件和中年后的各种疾病。
更重要的是，生育率在传统观念和政策鼓励下保持高位。
“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朝廷为鼓励垦荒、增加税基和兵源，亦长期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继承了清朝政策并改进），并奖励“多丁之家”。
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平稳（即使微薄）的收入预期下，普通家庭的生育意愿旺盛。早婚、多育是普遍现象。
死亡率的下降并未立即导致生育率的同步下降（“人口转型”初期特征），反而因为更多女童活到育龄、且其子女成活率提高，使得总和生育率 维持在高位。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了人口规模的迅猛膨胀。
缺乏精确的全国人口普查，但根据户部 的“人丁编审”（已从征收丁银转向掌握人口）、地方上报的“烟户册”以及后世学者的回溯估算，自启明三十年左右开始，帝国人口结束了明末清初的剧烈波动和缓慢恢复，进入了加速增长期。
年均增长率可能达到0.8% 甚至更高，远超前代。
核心区域：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 等传统农业高产、工商业新兴区域，人口密度进一步加大。许多州县的人口在四五十年间翻了一番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