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新区：朝廷的移民实边政策（“湖广填四川”的后续、向台湾、吕宋、东北、西北的移民），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口也有显着增长，虽然基数小，但增速可观。
城市人口激增：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出现了数十万甚至近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人口爆炸增，机遇与挑战并存。
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劳动力资源空前丰富：为工矿、筑路、垦荒、城市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是工业化初期的重要优势。
市场需求扩大：人口增长意味着对粮食、布匹、住房、日用品的总需求增加，刺激了农业生产和工商业发展。
税基与兵源扩充：为国家财政和军事力量提供了更雄厚的基础。
然而，挑战与压力更为严峻：
1. 人地矛盾尖锐化：尽管有新作物和边疆开垦，但耕地增长速度远不及人口增速。
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在核心农业区，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雇农或流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2. 粮食安全压力：虽然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缓解了部分压力，但人口增长对粮食供给构成持续挑战。
一遇天灾，局部粮价飞涨、饥荒的威胁依然存在。
3. 就业压力巨大：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城市工业发展吸收能力有限，且工作条件恶劣。
大量无业、半失业人口聚集城乡，成为治安隐患。
4. 城市治理难题：快速膨胀的城市面临住房、卫生、治安、供水、垃圾处理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管理困境，棚户区蔓延，疫病流行风险仍在。
5. 资源与环境压力：人口增长导致对木材、燃料的需求激增，森林砍伐加剧；垦殖边际土地导致水土流失；城市污染开始显现。
6.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缺：人口激增使得原本就薄弱的官学、医局等公共服务体系更显捉襟见肘。
人均寿命增，人口爆炸增。
战胜天花带来的“人口红利”，在“启明”中后期开始全面释放，其巨浪既推动着帝国的经济车轮，也冲击着社会的堤防。
朝廷在欣喜于“户口繁盛”这一传统盛世标志的同时，也必须直面由此带来的空前复杂的治理难题。
如何将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而非颠覆的隐患，如何应对土地、粮食、就业、城市、环境等一系列连锁挑战，将成为考验“启明”体制及其继承者政治智慧与执政能力的终极课题。
帝国的航船，在驶过技术革新、军事强盛、海外拓殖的激流险滩后，正迎面撞上“人口爆炸”这座无形却更为庞大的冰山，其航向与命运，将由此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也更具决定性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