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的火苗在墙上晃了晃，张定远的手指还按在地图边缘。他没抬头，只听见门帘掀动的声音，知道是人来了。三个人影站在门口，脚步轻，衣角沾着夜露和土灰，是刚从外围哨点调回来的斥候。他右手松开炭笔，把地图往灯下移了半寸，说：“进来。”
三人走进来，低头行礼。中间那个脸上有道新划痕，是前日巡查西墙时被碎石崩的。张定远认得他们——都是军中老卒，平日不出声，但跑腿送信、踩点盯梢从不误事。他指着桌上摊开的地图，用右手指了指城西那片林地边缘，“你们三个，明天一早出城。一个走滩涂，扮成拾贝的；一个绕山脊，装樵夫进废村；最后一个从北沟潜行，找高处立标。”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不是去打，是去看。看人、看路、看船。记清楚多少脚印，有没有新搭的棚子，夜里有没有火堆轮换。若见黑帆靠岸，记住卸了什么东西，抬往哪边。只看，不碰，不杀，不留痕迹。”
三人站着没动，也没应声。这种差事他们懂——明面上是探情，实则是赌命。倭寇营地外三里就布了暗哨，夜里火把来回走，地上还有绊索，稍有动静就能引来围杀。上个月派出去两个，尸首都没找回来。
张定远看着他们，左手袖口下的伤口又胀起来，像有热铁在皮肉里碾。他没去揉，只说：“活着回来的人，记功两等，家属入册免赋三年。死的，名字刻在城南碑上，粮饷照发到年底。”
中间那人终于开口：“将军，要是被发现了？”
“跳崖、滚坡、钻芦苇，活下来再说。”张定远抓起桌角一块布巾，展开，是幅粗画的地形图，“你们走的这几条路，我都看过。滩涂涨潮能掩脚印，废村后墙塌了半截，可以藏身。山脊反光的位置我标了记号，用铜镜打信号，一亮是平安，两亮是有情，三亮是逃。”
他把布图分给三人。手指在纸上划过几处，“每日申时，我在这段城墙来回走一趟。你们看见我停下，就是接应时间到了。若有消息，把字条塞进河滩第三块歪脖子石缝里，或是在北坡第二棵枯松底下埋木签。别写长话，画个圈，加几道线就行。”
三人接过图，低头记。张定远站起身，肩头一沉，左臂几乎使不上力。他靠着桌沿稳住身子，说：“明日辰时初刻，从西洼地暗门出。穿旧衣，背竹篓，带干粮和水囊。渔夫那个，篓里放几只蛤蜊壳；樵夫的柴刀要磨钝，别反光。别带兵刃，最多揣把短匕防身。”
说完，他不再看他们，只把地图重新卷好，塞进木筒。三人行礼退出，脚步很轻，像怕惊动屋里的空气。
第二天一早，张定远拄着剑柄上了西段城墙。天刚亮，雾还没散尽，他站在女墙后，目光扫过城外那片滩涂。远处礁石间，有个弯腰的身影，背着篓子慢慢挪动，像是在翻找贝壳。他知道是谁，没多看，转身沿着墙根往北走。走到箭楼拐角，他停下，眯眼望向山脊方向——那里有一小片反光闪了一下，极短，像阳光跳过水面。
他点点头，继续往前。
接下来三天，他每天申时准时出现在西城墙中段。有时靠在箭垛上，有时蹲下检查滚木的绳索是否结实。没人说话，也没信号传来。城内一切如常：民夫修墙，士卒操练，伙房按时开饭。可他知道，外面有人在动，在爬，在躲，在记。
第四天夜里，快到子时，亲兵突然冲进指挥部，声音压得很低：“将军，北坡发现一人，重伤，说是从山脊滚下来的。”
张定远立刻起身，披上外袍就走。医帐里灯火通明，那人躺在草席上，右腿骨折，脸上满是擦伤，嘴里还在咳血。是那个扮樵夫的。旁边放着一块染血的油布，里面包着几张皱纸和一根削尖的木签。
张定远戴上手套，打开油布。纸上画着几条线，标了数字：林中有三处新踩的小路，通向一片空地，地面脚印密集，估摸人数在五百以上。马蹄印也有，但不多，可能是驮物资用的。木签上刻着三道深痕——这是最高警讯。
亲兵低声问：“另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