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是在腊月里一个万籁俱寂的凌晨走的。那时节，黄土高原正经历着一年中最严酷的苦寒，北风像刀子一样，日夜不停地刮过沟壑梁峁，卷起地表的浮土，让整个天地都笼罩在一片昏黄的迷蒙之中。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就像一盏在风中摇曳了太久、终于熬干了最后一滴油的旧马灯，火苗微弱地跳动几下，便悄无声息地熄灭了，融入无边的黑暗。那时，窗纸外还是一片浓稠的墨黑，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犬吠，划破冻僵了的夜空。
李强那晚就睡在公公炕边的简易床上，和衣而卧。他后来告诉我，他其实并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响动，只是在那个时刻，心里猛地一悸，像是被什么东西攥紧了，骤然惊醒。他下意识地看向炕上，借着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清冷熹微的晨光，看见父亲仰卧着，面容异常安详，甚至比平日里睡着时还要平和，仿佛所有病痛的折磨、所有人世的挂碍，都在那一刻彻底卸下了。他试探着伸出手，去触碰父亲搭在被子外的手，触手一片冰凉，那凉意顺着指尖，瞬间传遍了他的四肢百骸。
他没有立刻呼喊，只是就那样握着父亲冰凉的手，在逐渐亮起的晨光里，坐了许久许久。他的背影僵直，像一尊凝固的雕像，只有偶尔极其轻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颤抖，泄露着内心那场无声的、却足以摧垮山岳的海啸。我披衣起身，站在炕边，看着这对父子以这样一种方式做着最后的陪伴，喉咙像是被一团浸透了悲凉的棉絮死死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将手轻轻搭在他剧烈起伏却强自压抑的背上，试图传递一丝微不足道的暖意和支撑。
建红姐一家和小梅他们是天刚蒙蒙亮时赶到的。窑洞里顿时被一种巨大而克制的悲恸填满。建红姐扑到炕沿，发出一声如同受伤母兽般的、压抑的哀鸣，随即被她的丈夫紧紧扶住。小梅穿着单薄的毛衣，显然是从学校匆忙赶回，她站在炕尾，看着爷爷安详的遗容，眼圈瞬间红了，但她死死咬着下唇，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走上前，默默地、仔细地替爷爷掖了掖被角，动作轻柔得像是不愿惊扰他的安眠。那个活泼的小芳（次女）则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吓住了，躲在姐姐身后，小声地啜泣着。老太太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浑浊的老泪顺着深刻如沟壑的皱纹蜿蜒而下，她嘴里喃喃着含混不清的音节，或许是在呼唤早已先她而去的儿子，或许是在与这个相伴一生的老伙计做最后的告别。
丧事的操办，立刻被提上日程。在这片土地上，红白喜事是头等大事，尤其是一位在村里生活了将近八十年的老人离去，更是一件需要遵循古礼、郑重送行的大事。李强作为长子，强忍着悲痛，和建红姐的丈夫一起，开始张罗起来。村里的老人们闻讯后，陆陆续续地来了。他们穿着厚厚的、颜色深暗的棉袄棉裤，戴着露出棉絮的旧毡帽，脸上是被风沙和岁月共同雕刻出的、如同这黄土高原一般沟壑纵横的纹路。他们不用人多说，便自发地分工协作起来。
灵棚就搭在院门正对着的空地上，用的是粗细不等的木杆和厚实的帆布。几个手脚麻利的后生，在李强堂兄的指挥下，爬上爬下，固定绳索。寒风吹得帆布“呼啦啦”直响，但他们动作熟练，没有丝毫耽搁。一位据说年轻时当过村里会计、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老人，搬来一张小方桌，铺开买来的白纸，研墨，屏息凝神，然后用颤抖却依旧有力的手，写下“音容宛在”、“驾鹤西归”等苍劲的挽联。墨迹在寒冷空气中干得很快，那黑色的字迹，在白纸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肃穆、悲凉。
最撼动人心的，是请来的唢呐班子。那是三个看起来其貌不扬、脸颊被高原紫外线灼得黑红的汉子。他们拿着擦得锃亮的铜唢呐，站在灵棚一侧，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领头的那位深吸一口气，将唢呐凑到唇边。
刹那间，一声高亢、嘶哑、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吹奏出的悲音，如同利剑般刺破了寒冷的空气，直冲云霄！那声音，完全不同于我听惯了的、江南哀乐那种婉转低回、如泣如诉的调子。它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取悦耳朵的旋律感，它就是悲恸本身，是生命在面对最终消亡时，最原始、最本能的呐喊与嚎哭。它时而高亢入云，仿佛要将死者的灵魂送上那遥远不可及的天际；时而低沉呜咽，如同匍匐在大地上的生者，发出的绝望叹息。另外两支唢呐也随之加入，声音交织、碰撞、盘旋，在这片广袤而空旷的黄土高原上，与呼啸的北风混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共鸣。那乐声，不是在安抚生者的哀伤，而是在撕开裂肺地宣泄着这哀伤，将它毫无保留地抛向天地，让这亘古的黄土与苍天，一同见证这生命的逝去。
我作为儿媳，和建红姐、小梅一样，穿上了粗麻布缝制的白色孝服，腰间系着麻绳。这沉重的、粗糙的布料摩擦着皮肤，带来一种陌生的、带有仪式感的刺痛。我跟着李强和建红姐，跪在灵前铺着的麦草上，学着他们的样子，将厚厚一沓印着古旧铜钱图案的黄纸，一张张，虔诚地投入那个燃烧着的、用旧铁盆做成的火盆里。干燥的黄纸遇到火焰，立刻蜷曲、变黑，化作明亮的火星和灰黑色的纸灰，随着热气流旋转着向上飞舞，像无数只奔向另一个世界的、黑色的蝴蝶。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燃烧特有的焦糊味，混合着香烛的气息，还有一种属于土地的、冰冷的土腥味。
望着那跳跃不定的火焰，我的思绪有些飘忽。我想起初来时的那个夏天，公公蹲在院门口的石墩上，沉默地抽着旱烟，用审视而略带好奇的目光打量我这个“南蛮子”媳妇；想起他笨拙地试图用我半懂不懂的方言，向我解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年纪；想起他病中，因为我们的归来，那浑浊眼睛里偶尔闪过的一丝微弱光亮；也想起就在几天前，他虚弱地靠在炕上，对前来磕头谢罪的王守富，说出的那句“还有啥看不开的”……这位与我血缘不同、语言半通、生活习惯迥异的北方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用他沉默如山的存在，成为了我生命记忆里一个无法抹去的、带着沉重黄土印记的坐标。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李强精神世界里那座最坚实的靠山，也仿佛将我与这片土地之间那层一直存在的、若有若无的薄膜，彻底撕开了。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寄居的过客，我的悲伤，是如此真实而具体地扎根在了这片黄土之中。
出殡定在三天后的清晨。那天天色意外地放晴了，湛蓝的天空像水洗过一样，干净得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照在依旧冰封的大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然而，气温却比前几天更低了，风也愈发凛冽，吹在脸上，如同细小的冰针扎刺。
一大早，村里能来的男丁几乎都来了，黑压压地站满了院子内外。唢呐声再次凄厉地响起，比前几日更加高亢、急促，像是催征的号角。八个由李强堂兄弟和村里壮实后生组成的抬棺人，喊着低沉而整齐的号子，“嘿——呦——嘿——呦——”，将那口厚重的、刷着暗红色油漆的柏木棺材，从灵棚里稳稳地抬了起来，搁在了两条并排的长凳上。棺木上覆盖着印有仙鹤祥云图案的棺罩，在阳光下显得有些晃眼。
李强作为长子，身穿重孝，头戴孝帽，手持缠着白纸的“哭丧棒”和公公的遗像，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腰板挺得笔直，脸色苍白，嘴唇紧抿，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沉重而坚定。他的身影，在那片无边无际的、湛蓝高天与苍黄大地构成的宏大背景下，显得既渺小，又充满了一种背负着巨大悲恸与责任的、顶天立地般的孤独。
队伍缓缓移动了。唢呐开路，纸钱漫天抛洒。那雪白的、圆圆的小纸钱，被寒风裹挟着，在空中疯狂地舞动、翻卷，然后纷纷扬扬地落下，覆盖在黄色的土路上，覆盖在送葬人们的肩头，也覆盖在那口缓缓行进的棺木上。队伍像一条黑色的、沉默的河流，流动在蜿蜒起伏的黄土坡上，唢呐声、脚步声、风声、以及女眷们压抑不住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极其悲壮而又撼人心魄的画面。
我走在女眷的队伍里，扶着低声啜泣的建红姐，小梅和小芳紧跟在我们身后。我看着眼前这一切，心中受到的冲击，远比五年前初来时，面对这片土地的贫瘠与辽阔，要来得更加强烈和深刻。这与我从小在江南水乡所见的葬礼，是多么的不同啊！在那里，死亡被安置在绿草如茵、整洁肃穆的墓园里，哀乐是经过编排的、克制的，亲友们的悲伤是内敛的、戴着礼仪面具的。而这里，死亡被如此赤裸裸地、如此喧嚣地、如此不容置疑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苍天黄土之间。它不回避眼泪，不掩饰哭声，甚至用最嘶哑的乐声，最原始的仪式，来强调这生命的终结，来完成这灵魂与肉体的最终告别，将这来自尘土的生命，彻底地、毫无保留地归还给这片厚重而苍凉的土地。这是一种对生死最直白、最坦然的面对，充满了原始的、悲剧性的力量。
墓穴选在村子后面一道向阳的山坡上，那是李强家的祖坟所在。周围是几座长满枯草的旧坟，墓碑在风雨的侵蚀下已显得有些斑驳。新鲜的黄土被挖出来，堆在墓穴旁边，散发出泥土特有的、冰冷的气息。棺木被粗大的绳索缓缓吊下，落入那长方形的、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李强第一个跪了下去，抓起一把冰冷的黄土，颤抖着，撒向棺木。然后是建红姐，小梅，以及其他亲属……
当一锹锹黄土终于将墓穴填平，垒起一个新鲜的、带着潮湿土腥味的坟茔时，所有的哭声和乐声都渐渐停歇了。人们默默地站立在坟前，最后鞠躬，行礼。一种极致的、混合着巨大悲伤与某种奇异释然的寂静，笼罩了这面山坡，笼罩了每一个人。阳光依旧明亮，天空依旧湛蓝，风依旧呼啸，只是，这天地间，少了一个人。
葬礼过后，老窑院里一下子空寂得让人心慌。那种失去了核心的、无所依凭的空洞感，比寒风更加刺骨。李强开始沉默地、一件件整理父亲的遗物。那些被手掌磨得光滑无比的锄头、镰刀木柄；那杆铜烟锅被摩挲得油光锃亮、散发着浓郁烟草气味的旱烟袋；那几件领口和袖口打着细密补丁、却浆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布衫；还有那个印着模糊红字的、装过糖果的旧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公公的各种证件、几张泛黄的老照片，以及几枚早已不再流通的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