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七，申时。
天津卫码头戒严了。
不是明面上的戒严——袁崇焕没有张贴告示，没有调动大队人马，只是以“新船试航前安全检查”为由，将码头划分成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只允许特定人员进入。
但暗地里，戒备森严。
秦婉如的女卫营化整为零，扮作船工、商贩、甚至是乞丐，散布在码头各处。陈子龙则带着漕运衙门的书吏，逐船检查货物，核对清单。袁崇焕本人坐镇漕运公署，面前摊着码头布防图，每半个时辰就有人来汇报一次。
“督师，”秦婉如从外面进来，一身粗布衣裳，脸上还抹了煤灰，“都布置好了。码头十二个制高点都有我们的人，水里也有三条小船巡逻。只要有人敢放火，第一时间就能发现。”
“辛苦了。”袁崇焕指着地图，“粮仓那边呢？”
“加了三道岗。”秦婉如道，“明岗是卫所兵，暗岗是我们的人。粮仓四周五十丈内，不许任何人靠近，连送饭的都要搜身。”
袁崇焕点点头，又问：“陈子龙那边如何？”
“正在查最后一批漕船。”秦婉如顿了顿，“督师，有件事……陈主事查到，有六艘漕船的货物清单有问题。”
“什么问题？”
“账上写的是‘南方特产’，但开箱查验，里面……”秦婉如压低声音，“是兵器。”
袁崇焕猛地抬头：“兵器？！”
“对。刀剑、弓弩，还有火药。”秦婉如声音凝重，“陈主事已经扣下了那六艘船，船主和押运的人都控制起来了。但那些人嘴很硬，什么都不说。”
“带我去看。”
两人匆匆来到码头三号泊位。六艘漕船被单独隔开，周围有女卫把守。陈子龙正在船仓里清点，见袁崇焕来了，连忙禀报：
“督师，总共查获单刀三百把、弓一百张、箭五千支、火药二十桶。都是军制，但磨掉了铭文。”
袁崇焕拿起一把刀，刀身寒光凛冽，是上好的精钢打造。他翻转刀身，在护手处发现一点极细微的痕迹——原来铭文的位置被精心打磨过，但还能看出些许凹痕。
“是登州卫的标记。”他沉声道。
登州。又是登州。
“船主是谁？”袁崇焕问。
“表面上是浙江的商人，但我们查了底细，”陈子龙递上一份文书，“实际控制人是……杨嗣昌的旧部。”
杨嗣昌，天启朝兵部尚书，阉党骨干，崇祯元年被罢官，去年病死在登州。但他的旧部，还有他的儿子杨文岳，依然在朝中军中有着不小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