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时，南京理工学院分院。
黄宗羲站在讲堂上，看着五到二十五不等，个个锦衣华服，眼神里有好奇，也有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今日讲《历代田制考》。”黄宗羲翻开讲义，“从井田制讲起……”
“先生，”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举手，他是周顺昌的侄孙周茂兰，“学生有一问：井田制是否真的存在？还是儒生为托古改制而编造的理想？”
问题很犀利。黄宗羲欣赏地看了他一眼：“此问甚好。考诸史籍，井田制见于《周礼》《孟子》，但先秦实物证据不足。近代学者怀疑，井田或许并非普遍实行的制度，而是局部地区的土地分配方式，被后世理想化了。”
“那先生以为，土地该如何分配才算公平？”另一个学生问。
“这要看‘公平’如何定义。”黄宗羲道，“若论绝对平均，则井田制看似公平——八家共耕公田，各得私田百亩。但实际执行中，土地肥瘠不同，人口多寡不一，绝对的平等反而造成不公。”
他顿了顿：“所以历代改革，都是在寻找平衡——既要抑制兼并，防止贫富悬殊；又要鼓励耕作，保证粮食产出。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尝试。”
“那现在朝廷的清丈田亩、摊丁入亩呢？”周茂兰追问，“算不算好办法？”
这个问题敏感了。黄宗羲沉吟片刻：“新政推行不久，成效尚未可知。但理念上，将人头税并入田亩税，让有田者多纳，无田者少纳，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执行——如何准确丈量田亩？如何核定等级？如何防止胥吏舞弊？”
“先生似乎对新政有保留？”一个声音从讲堂后排传来。
黄宗羲看去，是个二十出头的清瘦青年，穿着朴素，但眼神锐利。他记得这人叫顾炎武，昆山人，是自费来求学的寒门子弟。
“不是保留，是审慎。”黄宗羲坦然道，“任何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但执行可能出偏差。作为学者，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拥护或反对，而是研究、观察、指出问题，帮助改革完善。”
“那先生以为，当前新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顾炎武不依不饶。
讲堂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黄宗羲。
黄宗羲走下讲台，在学子间踱步：“我以为，最大的问题在于‘重术轻道’。朝廷太注重具体的技术、法度、制度，却忽视了人心教化。譬如推广新农具，却不同时教农民为何要革新；譬如改革科举，却不同时教士子为何要学实学。”
他停下脚步：“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但若只重仓廪，不重礼节，则富而无教，与禽兽何异？新政要让大明富强，这没错。但富强之后呢？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才是根本问题。”
这番话震动了在场学子。他们来理工学院，本是学“奇技淫巧”，没想到这位年轻先生，讲的却是治国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