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杨大帅于沈阳军政府的会客厅中，接见并聆听着袁克定转述的、来自袁世凯的那份交织着交易与质子意味的提议时。
一百公里外，位于高度机密的红警主基地地下深处。
另一场“规格极高”、参与者身份极其特殊的会面，也正在一间宽敞而充满未来科技感的会议厅内悄然进行。
会议厅的主位上尚且空置，但长桌两侧，已经整整齐齐地端坐着七位神情肃穆、姿态一丝不苟的“客人”。
他们，便是此次会见的特殊对象——由俄、朝、日三方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共计七人。
沙俄方面有三名代表，分别尼古拉耶夫、哈巴罗夫与巴甫洛夫。
这三人的身份背景颇为相似，他们都是原沙俄帝国驻远东军队中，颇有威望与实战经验的中高级陆军指挥官。
他们的“代表”资格，并非来自圣彼得堡的任命。
而是在不久前东北军席卷沙俄远东的凌厉攻势中，“识时务”而获得的新身份。
当东北军的钢铁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而来时。
他们曾奉命率部抵抗，却很快陷入东北军精心策划的重重包围之中。
在亲身领教了对手压倒性的火力、战术与战场控制力后。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继续顽抗除了让麾下士兵无谓送死、自己也可能战败被俘或阵亡外，毫无意义！
在权衡了军人的荣誉（避免无意义屠杀）与现实的残酷后。
三人做出了在当时沙俄军官中堪称惊世骇俗的决定：主动率成建制的部队，向东北军投降！
这一选择，为他们以及他们的部下赢得了生存的机会？
也使他们进入了东北军的视野，成为可以“合作”的对象。
朝鲜方面则有两位代表，正是朴国昌与银守拙。
他们的经历与沙俄三位代表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东北军攻入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时。
面对日本统治的崩塌，以及对日本统治者积累的仇恨，审时度势，选择了投靠向东北军的“识时务者”。
以上这五位来自沙俄与朝鲜的代表，此次是应东北军方面的正式“邀请”，前来沈阳进行所谓的“进修学习”。
当然，他们各自带来的小型团队另有十几人，只不过那些随员没有进入这间会议厅，此刻正在外面指定的区域等候。
而日本方面的两名代表，其身份则更为特殊。
一位是八神太郎，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高级军官。
而是在东北军包围攻势下导致的日军军心不稳时，率领底层士兵成功发动了一次小规模“下克上”、夺取了指挥权，并最终选择向东北军投降的原日军第四师团士兵。
另一位，则是宇都宫太郎，原日军第四师团的师团长。
同时也是八神太郎投降时的“附赠品”！
他当时因怒火攻心，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让八神太郎发动的“下克上”叛乱轻松得手！
这七人先一步在会议厅等候。
在等待指挥官杨不凡到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表现堪称奇特。
七人按照事先被告知的座位安排，坐姿笔挺，腰杆如松，双手规矩地置于膝上或桌沿，面容肃然，目光平视前方。
那种经过严格军事训练才能形成的、近乎刻板的气度与纪律性，竟与红警基地克隆培育出来的精英军官们“几乎”一模一样！
同样散发出一种沉默而高效的统一感！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段等待期内，七人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头接耳、眼神交流或私下议论。
他们没有因为身处神秘而先进的地下基地，而好奇地打量会议厅内充满未来感的装饰与设备。
因为他们对这一切都觉得是“理所当然”！
也没有试图观察或猜测彼此的身份与心思。
每个人都如同上紧了发条的精密钟表，又如沉默的磐石，静静地“钉”在自己的座位上。
目光聚焦于前方空置的主位，仿佛在等待着某个神圣或绝对权威时刻的降临。
之所以呈现出如此高度一致、宛如被编程过的行为模式，原因并不复杂。
在抵达这里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身份背景”与“合作”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