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大帅于沈阳那番石破天惊的宣告，连同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国防军政府”成立及一系列震撼决策，以全国通电的形式传遍大江南北之时。
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在这古老而饱经忧患的国度掀起了轩然大波。
那些曾奔走呼号于街头、热血激昂于广场的爱国学子与市民，那些将救国希望寄托于东北军铁肩之上的仁人志士。
在乍闻通电内容之际，心头无不涌起一股近乎沸腾的狂喜。
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民气与公理的伟大胜利！
关内十三省区与特别区的“归附”，仿佛是为已然敢于独抗列强联军的东北巨人，披上了一副更为厚重坚实的铠甲。
东北军变成了“国防军”，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更，更象征着一种力量的汇聚与升华。
从偏师精锐，一跃而成代表半壁江山的国家柱石。
在许多乐观者充满激情的想象图景中，这支得到关内“广泛支持”的崭新武装，实力必将空前雄厚。
那原本似乎孤悬关外、独木难支的抗敌伟业，骤然间显得前景光明了许多。
战胜远渡重洋而来的协约国干涉联军，似乎从一场悲壮的豪赌，变成了颇有胜算的较量。
四万万同胞挣脱百年枷锁、洗刷民族耻辱的曙光，仿佛已穿透阴霾，近在眼前。
一个真正独立强盛的中华民国之崛起，似乎已是指日可待！
这股乐观的情绪如野火般蔓延，感染了无数同样只窥见这宏大叙事表象的普罗大众。
街头巷尾，茶馆酒肆，充满了对“国防军”必胜信念的议论与期待。
然而，在这片几乎一边倒的激昂声浪之下，却潜藏着一股冷静乃至忧虑的暗流。
一些目光更为深邃、思虑更为周详的有识之士，并未被这表面的凯歌所迷惑。
他们逐字研读那份沉甸甸的通电，当目光落在最后那几行关于国防军“即日挥军入关”、“前往九省驻防换防”的明确报告示上时，心头不禁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云。
他们的忧虑，恰恰源于这看似增强实力的“联合”表象之下，可能隐藏的战略困境。
关内诸省区的加入，在法理与声势上固然壮大了“临时国防军政府”的规模。
但在这些清醒者眼中，这非但未必是即时的战力加成，反而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迫在眉睫的战略分散点！
那“即日入关换防”的命令，白纸黑字，公告天下。
这意味着，国防军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动作，不是进一步向朝鲜半岛、黄海之滨集结精锐，以应对即将登陆的协约国联军主力。
而是要将一支主力集团军——第三集团军——调转兵锋，西进南下，深入关内各省。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些有识之士在心底无声地叩问：
强敌环伺于国门之外，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正应攥紧拳头，集中所有精锐于一点，以求在决定国运的决战中争取一线胜机。
为何反而要在此紧要关头分兵？
入关换防，固然有整肃内部、巩固后方、展示权威的必要。
但所需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最关键的——宝贵的、久经战阵的主力部队。
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岂不是一种惊人的战略稀释？
敌人乃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同盟，挟工业革命之伟力，舰炮犀利，组织严密。
国防军本当以全力，甚至超常之力应对，岂可未战先分其势？
他们更看到那“即日”二字所蕴含的无可退却的刚性。
通电既已昭告天下，这便是国防军政府的权威基石，是向内外展示其言出必践、令行禁止的决心。
无论出于何种深层战略考量，此时绝无可能收回成命。
为了这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国防军政府”不至于甫一成立便威信扫地，遣军入关已成必然之举。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可如此一来，那最关键的问题便如巨石般压在心头：
国防军，真的强大到足以同时应对两条战线了吗？
即对外迎击世界最强的军事联盟，对内完成对关内广袤区域的实质性控制与威慑。
国防军的高层们，究竟是如何权衡这其中的利弊？
难道他们看不出其中的风险？
还是说，他们看到了常人所未能窥见的更深层逻辑，或是拥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自信与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