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商业文化研究会：
贵单位来函收悉。感谢对北方工投集团及我本人工作的关注与认可。‘当代商业文明传承与创新研究’课题意义重大，对于总结我省商业发展经验、探索未来路径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邀请担任‘大型国有企业商业伦理实践研究’子课题特约顾问一事，我本人深感荣幸，亦觉责任重大。鉴于国有企业工作的特殊性与纪律要求，此类涉及对外学术合作及担任社会兼职事宜，均需严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程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及集团党委研究批准。
目前，我集团正处于深化改革、推进重大项目的关键时期，本职工作事务繁重。且国企商业伦理实践涉及诸多政策性、原则性问题，个人恐难以有足够精力深入参与课题研究，唯恐有负厚望。
建议贵课题组可与我集团党委宣传部或政策研究室建立联系，由集团相关部门在统筹协调基础上，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实践案例素材与集体性意见，如此或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国有企业在该领域的探索与思考。
再次感谢邀请。祝课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北方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赵江河”
回复函的核心要点：
1. 抬出组织程序： 强调需上级批准，将个人决定转化为组织行为，增加拒绝的合法性。
2. 强调工作冲突： 以“本职工作繁重”和“关键时期”为由，合情合理。
3. 转移对接主体： 将可能的接触点，从个人转向集团职能部门（党委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化个人合作为机构合作，且置于组织监督之下。
4. 姿态谦逊有礼： 全程使用敬语，肯定课题价值，不留下任何可指责的口实。
这封回函，既遵守了对苏锦“在合适场合认可理念”的模糊承诺（肯定了课题价值），又将她试图建立的“个人-学术”绑定，巧妙化解为“机构-机构”的可能接触，且设置了严密的组织防火墙。
函件以集团办公室名义正式发出。赵江河知道，这封信必然会被呈送到作为“首席专家”的苏锦面前。
果然，两天后，苏锦发来了一条信息，内容只有寥寥数语，却意味深长：
“赵总思虑周详，程序严谨，令人钦佩。学术研究确需沉淀，不急一时。前日偶得几页关于清末‘官督商办’企业治理得失的珍稀档案影印，思及国企改革古今之鉴，或有些许杂感可分享。待赵总公务稍暇，再讨教。”
她没有对拒绝表示不满，反而称赞他“思虑周详，程序严谨”，这是高级别的嘲讽还是真心欣赏？不得而知。但她旋即抛出了新的“诱饵”——关于“官督商办”的珍稀档案。这话题，直指国企改革的核心历史脉络与深层矛盾，对赵江河而言，其专业吸引力和思考价值，远超之前的商业古籍。
她仿佛在说：看，我知道你对什么真正感兴趣。我不急，我可以等你，我手里总有你无法完全忽视的“筹码”。
赵江河放下手机，走到窗前。暮色渐沉，城市灯火如棋盘上的星子。苏锦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棋手，不紧不慢，步步为营。她不再急于攻城略地，而是开始经营大势，用“学术”、“文化”、“历史思考”这些高大上的概念，慢慢营造一个他难以完全脱离的引力场。
而他，这位北方工投的副总经理，不仅要在真实的商业战场上运筹帷幄，如今更要在这一方由“砚田墨谍”构成的隐形战场上，时刻保持清醒，抵御渗透，守护界限。他知道，苏锦的“人情债”偿还之路才刚刚开始，而每一笔“偿还”，都可能伴随着新的、更精致的“债务”产生。他必须调动全部的政治智慧、纪律意识和家庭责任感，来应对这场旷日持久、且步步惊心的心智博弈。下一步，或许该考虑，如何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有限度地“主动出击”，打乱对方的节奏，将主动权，哪怕一点点，夺回自己手中。而家庭，始终是他所有决策必须首先考虑的安全底线与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