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的尾巴拖曳着最后几场滂沱，山林间蒸腾起腐殖质与新生野草混杂的湿热气息。当缅甸支队的旗帜在越来越多的焦土与新生并存的村落间竖起，当那些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用皴裂的手掌，摩挲着盖有奇怪红色印章的粗糙纸片，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时，另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关乎灵魂与忠诚归属的“塑心”工程，正在这支迅速膨胀的队伍内部，在每一次战斗间隙、每一场政治学习、每一回与“南风”工作组的接触中，潜移默化却又坚定无比地展开。
“南风”组织从未忘记自己的根本使命。他们是楔子，是播种机，更是塑造者。缅甸的烽火，是削弱大英帝国的手段，更是培植一个“可靠、友善、甚至在未来能够产生特殊羁绊”的南方邻邦的土壤。因此，在支队迅猛发展、吸纳各路力量的同时，“丛林之狐”及其麾下最核心的政治骨干、特工们，如同最高明的染匠，将一种新的色彩——对南方军委会，尤其是对李幼邻的感恩、崇敬乃至效忠意识——小心翼翼地、层层渗透地浸染进这支队伍的精神脉络。
这种渗透，并非生硬的灌输或强制的宣教，而是巧妙地嵌入到日常的每一个环节。在战壕里，当老兵向新兵传授如何在英军炮火下保命时，会“不经意”地提及：“这法子，是南边来的教官教的，他们那边打倭寇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在篝火旁的政治学习会上，当讲述国际形势，痛斥帝国主义时，引导者总会将“南方军委会”与“帝国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看，英国人在这里烧杀抢掠，倭寇人也想占了华夏的东北。可世界上也不是没有好人，南方的华夏兄弟，自己也在抵抗侵略，还肯帮助我们这些被压迫的人，给我们枪，教我们打仗。没有他们，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山里躲着，或者已经在集中营里了。” 话语中，将“南方”塑造成与英、日等殖民者截然不同的、无私的援助者与反抗者的天然盟友。
当“西风”工作组在支队配合下，成功审判头人、分配土地，赢得民众拥戴后，工作组负责人总会“恰当地”总结：“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给缅甸的穷苦人一条活路，也是在实践南方军委会倡导的‘扶助弱小、反抗强权、共建家园’的理想。李幼邻将军说过，被压迫的民族要团结起来，互相支持。” 无形中，将每一次具体的胜利，都与遥远的“南方”和李幼邻的个人理念挂钩。
更重要的是物质与现实的绑定。每一批运抵的弹药箱上，哪怕是最简单的木箱，也往往用红漆刷着某种不显眼但统一的编码符号；每一袋珍贵的奎宁或消炎粉，都明确告知来自“南方渠道”；甚至支队战士们身上逐渐统一的土布军装，其染料和部分缝纫工具，也经由“南风”的秘密商路输入。每当战斗激烈，弹药告急，支部队面临灭顶之灾时，往往又是“南风”安排的秘密运输队，如同及时雨般送来救命的子弹和手榴弹。分发时，军官会郑重强调：“省着点用，这都是南方兄弟千辛万苦、冲破封锁送来的。”
久而久之，一种朴素的、基于现实利害的情感开始在部分支队成员心中滋生：是“南方”给了他们复仇的武器，是“南方”派来的人教会他们战斗和生存，是“南方”的理念带来了土地和希望。在朝不保夕的丛林战争中，这种“谁给我枪、谁教我活、谁给我希望，我就信谁、跟谁”的逻辑，简单而有力。尤其对那些家园被毁、亲人罹难、自身被“南风”从集中营边缘或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孤儿、赤贫农民和激进学生而言，“南方”和李幼邻的形象，逐渐与“拯救者”、“指路明灯”画上了等号。
“丛林之狐”和他最信任的助手们，如同经验丰富的矿工，在支队这片混杂的矿脉中，仔细地甄别、筛选着那些流露出这种倾向的“矿石”。他们通过观察日常言行、战斗表现、学习态度，以及巧妙安排的私下谈话和任务考验，慢慢地将那些对“南方”援助心存真挚感激、对李幼邻提及的理念表现出兴趣乃至认同、出身相对单纯（如孤儿、赤贫农、无复杂背景的学生）、可塑性强的队员，吸收进一个更隐秘的圈子。这个圈子没有正式名称，成员之间甚至不一定知道彼此的全部身份，但他们会被分配一些特殊的“学习材料”（经过精心编撰、突出李幼邻和南方军委会作用的小册子或口述内容），承担一些需要额外忠诚度的任务（如护送重要物资、联络绝对可靠的“关系户”、监视某些可疑人物），并在晋升、装备分配（可能优先得到状态更好的步枪或多几发子弹）上得到不易察觉的倾斜。这种隐性的、基于“表现”和“觉悟”的筛选与奖励机制，如同无声的潮水，缓慢而持续地塑造着支队内部的权力结构与思想流向。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浑然不觉或欣然接受。支队中，特别是后来加入的萨耶山旧部、部分民族主义情绪极为强烈、或对政治有着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逐渐察觉到那弥漫在空气中的、微妙的“导向性”。他们或许同样感激“南风”提供的武器和训练，甚至钦佩其战斗力，但对那种日益明显的、将缅甸的抗英斗争与“忠于南方军委会/李幼邻”进行绑定的倾向，感到隐隐的不安与抵触。
在一次小范围的战后总结会上，一位原萨耶山麾下的连长，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就曾忍不住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打英国人，是为了缅甸独立，还是为了报答南方的恩情？每发子弹都要念叨一遍李将军的名字吗？” 会场气氛瞬间有些凝滞。旁边的支队政委立刻温和但坚定地接过话头：“岩温连长说得对，我们战斗首先是为了缅甸的解放。但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南方军委会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是真正的朋友。我们铭记朋友的帮助，和坚持自己的目标，并不矛盾。难道因为我们用了朋友送的刀，杀敌的时候，刀就不属于我们了吗？朋友送刀，是希望我们更有力地杀敌，而不是让我们忘记该杀谁。”
这番圆融却立场鲜明的话，暂时压下了异议，但也揭示了潜在的裂痕。持不同看法的人，看着周围分到土地的农民对支队千恩万谢，看着那些明显更“积极”的队员得到信任和些许“好处”，再看看自己手中同样依赖“南风”补给的三八式步枪（每人仅配发十五发子弹，且时常需战斗前才集中下发，以加强控制），以及独立军偶尔“恰好”出现、扭转战局的支援，终究没有将不满公开化。毕竟，现实是冷酷的——没有“南风”的物资通道，他们可能连一场像样的仗都打不下去；而“南风”和独立军，确实在真刀真枪地打击英军，并带来了他们渴望的土地变革。在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的大目标下，对援助者动机的些许疑虑，似乎成了可以暂时搁置的“小节”。
与此同时，另一条冷酷而长远的“人才流水线”也在高速运转。英军的焦土政策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也留下了大量失去父母、家园，眼神空洞如孤雏的孩童。“西风”和支队在活动区域，有意识地收容这些孤儿。他们被集中起来，由支队中挑选出的、有耐心且政治可靠的队员照料，并初步教授一些简单的缅文和汉语、算术和基础的政治启蒙。然后，这些孩子会被分批、秘密地送走。
他们穿过更加隐秘的山道，在“南风”交通员的接力护送下，越过暹缅边境，最终抵达暹罗北部那个曾经训练了第一批独立军的、现已扩大数倍的秘密营地。这里，成了专门培养“第二代”的熔炉。营地完全与世隔绝，实行军事化管理。孩子们在这里首先得到基本的温饱和医疗，然后开始接受系统、严格、且更具针对性的教育。
文化课、汉语强化是基础，但核心是更深化的政治灌输。教官们不厌其烦地讲述缅甸被殖民的苦难，萨耶山等先烈的牺牲，英军的暴行，同时，用更大篇幅、更生动的故事，描绘“南方军委会”和“李幼邻将军”如何高瞻远瞩、无私援助缅甸人民的抗英斗争。李幼邻的形象被进一步塑造为一位睿智、果敢、富有同情心、致力于帮助亚洲被压迫民族反抗西方列强的“东方伟人”。营地里的标语，除了“驱逐英帝，解放缅甸”，也开始出现“铭记南方恩情”、“向李将军学习”等内容。军事训练同样严格，但更注重基础体能、纪律和轻武器操作，为他们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打下基础。这些孩子，是真正的“一张白纸”，在封闭的环境中被反复涂抹上“南风”设定的色彩，他们将是未来“南风”在缅甸更深、更长远布局中最可靠的基石。
而在烽火连天的前线，那些萨耶山的旧部、坚定的本土民族主义者，以及众多凭着血勇和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斗的普通支队战士，继续扛着他们的三八式步枪，揣着仅有的十几发子弹，在密林、河谷与焦土间，与英军及其傀儡武装周旋、搏杀。战斗残酷而琐碎，没有决定性的会战，只有无尽的伏击、袭扰、突围，以及与饥饿、疾病和恶劣天气的对抗。歪把子机枪的火力点，是他们在攻坚或防御时的珍贵依靠。独立军的炮兵营，则如同悬在英军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偶尔的怒吼，便能瓦解敌人的一次进攻或支撑支队的一次艰难突袭。
丛林内外，两种力量，两种忠诚，如同两条相互缠绕、却又目标暂时一致的藤蔓，在缅甸的血火大地上蔓延。一条，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为眼前的生存与复仇而战，其枝叶间隐约闪烁着自身民族独立的星光；另一条，则被一只无形的手精心引导、修剪，向着预设的框架生长，其根系深处，悄然连接着远方白山黑水间的宏大棋局。大多数普通的支队战士，或许只感受到战斗的艰辛、胜利的喜悦或失去战友的悲痛，以及分到土地时那片刻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