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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 瓦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 / 2)

三月十五日,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建筑工地。

午后毒辣的日头毫无遮挡地倾泻在裸露的土地和未完工的水泥框架上,空气被晒得扭曲。数百名华工,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像蚂蚁般在工地上移动,搬运砖石,搅拌水泥。汗水浸透他们补丁摞补丁的短褂,在后背洇出深色的盐渍。工钱被层层克扣,到手的只够勉强糊口,饭食是发馊的米饭和几乎不见油星的菜叶,晚上则挤在工棚里蚊虫肆虐的统铺上。

一个年轻工人,名叫阿旺,来自潮州,才十八岁,连续高烧作业了几天,终于眼前一黑,软软地倒在了一堆散热的石灰旁。

“扑街仔!装死啊?起来干活!”英籍工头安德森,一个红脸膛的胖子,挥舞着藤条走过来,皮鞋尖踢了踢阿旺的肋骨。见没反应,他啐了一口,抡起藤条就抽在阿旺背上,粗布衣服裂开一道口子,露出底下红肿的皮肤。

“别打了!他病了!是真晕了!”旁边一个老工人扔下扁担,扑过来想护住阿旺。

“滚开!黄皮猪,这里我说了算!”安德森的藤条转而抽向老工人。这一下,像是点燃了炸药桶的引信。

“打人啦!白皮鬼又打人啦!”

“跟他们拼了!”

积压的怒火瞬间冲垮了忍耐的堤坝。不知是谁先扔出了一块碎石,紧接着,铁锹、棍棒、砖块雨点般朝着安德森和闻声赶来的几个印度籍监工飞去。怒吼声、叫骂声、哀嚎声混作一团。安德森抱头鼠窜,额角被石头砸中流血。更多的印度警察吹着警哨冲进工地,警棍挥舞。

冲突迅速升级。有人点燃了工棚的草席,黑烟升起。混乱中,一块尖利的石块呼啸着击中一名年轻印度警察的太阳穴,他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鲜血汩汩流出,再也没能起来。枪声响起,是警察在朝天空开枪示警,但恐慌和愤怒让工人们更加疯狂。等到大批增援的军警赶到,强行驱散人群,现场已是一片狼藉:一名警察死亡,数名工头和警察受伤,十几名浑身是伤的华工被粗绳捆着,押上了囚车。

亚历山大医院工地被铁丝网封锁,宣布为“暴乱区域”,宵禁开始。武装军警巡逻的皮靴声,踏在新加坡华人聚居区潮湿闷热的夜晚街道上,格外刺耳。

消息封锁不住,像带着油的火星,在华人底层社会蔓延开来。愤怒、恐惧、同病相怜的情绪在巴刹(市场)、在茶馆、在拥挤的“屋”里发酵。

“南洋解放阵线”的秘密指挥部,隐藏在新加坡河畔一片杂乱店铺的后屋,代号“海鹰”的负责人陈平,接到了工运小组的详细报告。油灯下,他的脸半明半暗。

“是自发的怒火,但我们的人,比如那个老林,在里面起了关键作用,把对工头的愤怒,引向了整个殖民体系的不公。”工运负责人低声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完成任务的兴奋,也有一丝对被捕同志的担忧,“被捕的人里有我们两个骨干,不过他们身份隐蔽,联络线是单线,应该不会暴露。现在工地上人心浮动,其他工地、码头、橡胶园的华工都在私下议论,很多人又怕又恨。”

陈平的手指轻轻敲打着粗糙的木桌,目光锐利如鹰。“自发的才好,这才是真正的地火。英国人越镇压,这火烧得越旺。但这把火现在还不够大,烧的范围还不够广。”他站起身,走到墙边一幅手绘的南洋地图前,“我们要做的,是给它扇风,给它添柴,让它从亚历山大医院烧出去,从单纯的劳资冲突,烧成对整个殖民统治不公的抗议,烧成种族压迫的控诉!”

他迅速下达指令:“联络我们掌握的《星火》、《民声》那几家小报,明天,最迟后天,头版头条,给我详细写!写华工怎么像猪狗一样干活,写英国工头怎么随意打骂克扣,写那个晕倒的孩子,写他们怎么开枪抓人!标题要醒目——‘华工血泪洒亚历山大,殖民者枪口对准无辜人’!同时,发动我们能影响的华人公会、同乡会、夜校,组织声援,要求放人,要求调查,要求改善待遇。记住,第一步,要站在‘公道’、‘同情同胞’的道德高地上。”

“要不要组织人上街?”

“要,但要有步骤。”陈平转过身,眼神冷静得可怕,“先让那些有身份的人出面——学生、教师、小商人、有点名望的侨领,搞和平请愿,递交请愿书。英国人傲慢,大概率不会理睬,甚至可能粗暴对待。那样最好,他们的傲慢和愚蠢,就是我们最好的盟友。等他们自己把更多中间派推到我们这边来。现在还不是我们赤膊上阵、武装对抗的时候,那是最后的底牌。”

三月十八日,新加坡殖民政府大楼前。

几百人的队伍举着纸板糊的标语,墨迹在闷热的空气中似乎都要晕开。“释放无辜工友!”“严惩凶手工头!”“反对苛待华工!”“华人也是人!”口号声不算特别整齐,但带着压抑的悲愤。队伍里有穿着学生装的青年,有长衫打扮的教员,有神色焦虑的小店主。几位被推举出来的、在华人社群中素有名望的老先生,手持着措辞谨慎但态度明确的请愿书,试图求见总督金文泰爵士。

回应他们的是殖民地建筑那冰冷厚重的石门,以及门口一排排上了刺刀、神色紧张的印度锡克士兵和英国军官。总督秘书出现在台阶上,面无表情地宣读了金文泰的回绝:“总督阁下明确表示,殖民地政府依法处理亚历山大医院暴乱事件,绝不容忍任何破坏法律与秩序的行为。所谓请愿,实为对政府权威的胁迫。集会必须立即解散,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

请愿人群发出不满的喧哗。几位老先生试图理论,但被士兵粗暴地推开。军警开始列队前进,用枪托和警棍驱散人群。推搡中,一位老先生的眼镜被打落在地,踩得粉碎;几个学生被扣押,塞进了囚车。整个过程被几家华人报纸的记者(其中就有“南洋解放阵线”的人)用相机记录了下来。

画面和文字经过渲染,迅速传开。殖民政府“冷漠无情”、“粗暴对待和平请愿者”的形象,深深刺痛了许多原本只是不满,但还对殖民政府抱有一丝幻想的华人。尤其是那些侨领和中间阶层,他们感到的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被轻视和侮辱的寒意。

槟榔屿,三月二十日。

这里的华人社群血脉相连,消息传来,群情激昂。“南洋解放阵线”的秘密成员如同工蚁,在槟城的社团、商会、同业公会中积极活动。很快,以槟城华人总商会为首,多个有影响力的社团联合发声,宣布举行“同情罢市”,抗议新加坡殖民当局暴行,声援被捕工友和请愿代表。

三月二十日清晨,槟榔屿往常最热闹的街头巷尾出现了罕见的寂静。店铺纷纷上板关门,巴刹里空无一人,码头上的苦力放下了货包,驳船静静地系在岸边。这座依赖商业和港口运转的城市,脉搏几乎停止。不是轰轰烈烈的暴力,而是这种沉默的、全面的停滞,更让殖民当局感到心惊肉跳。

驻槟榔屿的英国官员慌了神,紧急向新加坡求援。金文泰闻讯又惊又怒,一面指责槟榔屿当局无能,一面紧急从新加坡抽调一营士兵,乘坐军舰火速北上弹压。

军队的到来非但未能平息事态,反而犹如火上浇油。当士兵试图强行“劝说”商家开业、驱散码头聚集的工人时,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石头与棍棒对抗枪托与刺刀,槟榔屿的街头也响起了零星的枪声。数人倒在血泊中,数十人被捕入狱。鲜血,再次让抗议升级。槟榔屿的“罢市”虽然最终在刺刀下逐渐瓦解,但仇恨的种子已深深埋下,抗议的浪潮明确无误地显示,它已不再局限于新加坡一岛。

伦敦,唐宁街十号,三月二十五日。

远东的电报像雪片般飞来,每一封都带着不祥的焦灼气息。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面对内阁同僚,脸色和窗外伦敦的阴天一样沉闷。

“先是暹罗莫名其妙丢了,现在新加坡和槟榔屿又乱成这样!金文泰爵士到底在做什么?他只会派军队上街吗?”海军大臣的指节敲着桃花心木的桌面,咚咚作响,“他就不能学学怀柔?给那些华人一点甜头,先把局势稳住?”

“甜头?”殖民大臣苦笑,“那些华人要的‘公正’和‘改善待遇’,意味着要触动那些橡胶园主、锡矿主、还有我们自己在海峡殖民地那批官僚的利益。金文泰被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但更关键的是,”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李幼邻。他在仰光的广播日夜不停,把我们在暹罗的失败,包装成亚洲人反抗白人的胜利,现在又把新加坡的工潮,说成是华人觉醒反抗压迫的号角。他的宣传,钻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那就干扰他的广播信号!封锁缅甸和暹罗的边境!把那些藏在华人中间的煽动者给我挖出来!”陆军大臣脾气火爆。

外交大臣揉了揉太阳穴,显得有些疲惫:“干扰广播效果有限,他们有很多秘密电台,甚至用留声机播放录音。封锁边境?先生们,缅甸和暹罗现在都在李幼邻的实际控制下,封锁只会给他提供进一步挑衅的借口,而且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贸易。至于抓人……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有多少?我们又能抓多少?每一个被抓的,都可能成为他们口中的‘烈士’,激励十个人、一百个人。”

“难道我们就坐视新加坡这颗东方明珠乱下去?那里是我们的战略枢纽,是帝国在东方的颜面!如果连新加坡都控制不住,印度、澳大利亚怎么看?法国人、荷兰人、美国人又会怎么想?”殖民大臣的焦虑溢于言表。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无力感。最终,麦克唐纳首相摘下眼镜,疲惫地擦拭着。“给金文泰发电,”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秩序,首要目标是确保新加坡港口和行政中心的安全与运转。但是……”他强调道,“必须注意方式方法,尽量避免大规模流血事件,尤其是针对平民的。那会给我们造成无法挽回的政治和舆论灾难。同时,可以宣布一些安抚措施: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彻查亚历山大医院事件的‘前因后果’;承诺会‘审视’某些行业的劳工待遇问题;考虑在市政局或咨询机构中,增加几名由总督提名的、非官方的华人议员。总之,要刚柔并济,分而治之,拉拢那些有钱的、有地位的华人,把他们和底层的暴民分开。另外,”他看向外交大臣,“再次,以最紧迫的语气,联络华盛顿、巴黎和海牙,必须让他们清醒认识到,李幼邻和他的南方军委,是一个必须共同应对的威胁,这不再只是大英帝国的远东麻烦,而是对整个殖民体系和西方在亚洲利益的挑战!”

然而,电报跨越重洋需要时间,而殖民地的局势却以小时为单位在恶化。金文泰爵士接到伦敦这封充满矛盾、既要强硬又要怀柔的指示时,正焦头烂额。他试图执行,但基层的军警在日益紧张和对立的气氛中,早已失去了耐心和分寸,他们的粗暴行径不断制造着新的伤口和仇恨。而殖民政府内部,强硬派和怀柔派争吵不休,政策摇摆不定,更让局势滑向失控的边缘。

柔佛,新山,四月二日。

柔佛苏丹对境内势力日益增长的华人本就心存猜忌,在英国人的压力和自身的恐惧下,他下令当地警察和马来义勇团加强对华人社区的“监控”和“整顿”。一队警察在搜查一个华人同乡会馆时,与守卫的华人青年发生口角,进而推搡。紧张情绪瞬间引爆,警察在混乱中开了枪。枪声响起,数名华人中弹倒地,其中两人当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