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
没有多余的废话。命令已下。众人齐刷刷地敬礼，转身，步履匆匆却秩序井然地离开大厅，只剩下空洞的脚步声在巨大的空间里回荡，渐渐被通风系统的嗡鸣吞没。
李幼邻独自一人留在沙盘前，再次俯身，凝视着那片微缩的天地。他的手指，轻轻拂过新加坡那个焦黑的小点，然后向上，掠过马六甲海峡，掠过苏门答腊和爪哇，最终停在荷属东印度那片广袤的岛屿群上，久久不动。
柳州，深藏在喀斯特地貌溶洞与新建厂房构成的庞大复合体内，机器的咆哮声昼夜不息，盖过了左江流水的呜咽。这里是南方军委军工体系跳动最猛烈的心脏。洞壁经过水泥加固，布满了粗大的管线和高悬的防爆灯，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金属切削液、火药、机油和人体汗液混合的刺鼻气味。
在一条崭新的步枪生产线上，黄澄澄的弹夹在传送带上列队前行，机械臂精准地将一个个零件组装起来。穿着深蓝色工装、满脸油污的工人们全神贯注，他们中有从奉天、沈阳调来的老师傅，有在本地紧急培训的青年学徒，甚至还有一些沉默寡言、技术娴熟的苏联面孔。经过改进的“三五年式”步枪，带着特有的钢蓝光泽，一支接一支地从流水线末端下线，被迅速检验、涂油、装箱。木箱上刷着不易辨认的代号和编号，被叉车运往深邃的仓库通道。
在更加戒备森严的深处，巨大的厂房里回荡着焊枪的嘶鸣和锻锤的撞击声。这里没有流水线，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手工作坊与试验场的结合体。几辆外形粗犷、棱角分明的钢铁造物停在厂房中央，车体上还裸露着铆钉和未喷漆的钢板焊缝。那是基于获得的苏联T-26坦克部件，结合自身理解拼装、改造的“试验型”战车。工程师们围在周围，用卡尺测量，在本子上记录，激烈地争论着什么。空气灼热，混合着柴油和金属高温的气味。
厂房的另一端，高高的棚架下，是飞机的骨架。伊-15双翼机和伊-16单翼机的部件散放在特制的架子上，苏联专家穿着连体工装，正在指导华夏技术人员进行组装。银色的铝蒙皮在灯光下反着光，巨大的螺旋桨静静躺在一旁。对于几乎从零开始的华夏航空技术来说，这里组装起来的每一架飞机，都无比珍贵，它们是未来天空的种子，尽管这种子现在还异常脆弱。
每一个走出车间的人，无论工人还是技术员，脸上都带着倦色，但眼睛里都烧着一团火。他们知道自己在铸造什么。配给的食物不算丰盛，但能吃饱。车间里贴着标语：“多生产一杆枪，前方少流一滴血！”“为了南洋的新生！” 广播里定时播放着新闻和激昂的乐曲。一种混合着极度疲劳、高度紧张、以及莫名亢奋的情绪，在这里弥漫。这是锻造的熔炉，不仅锻造武器，也在锻造一种新的、紧绷的集体人格。
仰光，伊洛瓦底江畔。曾经殖民者的俱乐部、海关大楼依然矗立，但街道上飘扬的旗帜已经换了式样。新建的工业区位于城市东北郊，高大的烟囱开始吐出黑烟，虽然还谈不上浓密，却是一种全新的象征。仰光火电厂一号机组的涡轮轰鸣着，将电力送入电网，一部分供给仍在修复中的城市，一部分输往新兴的工厂。
水泥厂旋转窑缓缓转动，生产出灰白色的粉末；机械厂里，车床切削着金属，发出尖锐的嘶叫。这里的规模和技术远不能与柳州相比，生产的也多是比较初级的产品——水泥、简单的机床配件、手榴弹壳体、被服鞋袜。但意义非凡。来自北方的技术员和本地招募的工人在同一个车间里，靠着简单的中文、手势和图纸交流。夜晚，工棚区会开设识字班和技术夜校，汽灯照亮着一张张年轻而疲惫的脸庞，他们用生硬的腔调跟着念：“车床……图纸……公差……革命……”
生活依然艰苦。粮食定量供应，蔬菜肉类稀缺，住房拥挤。但相比于殖民时代朝不保夕的种植园劳工或码头苦力，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份能糊口养家的配给、以及一种“自己在建设新东西”的模糊希望，让一种奇异的平静维持着秩序。当然，这种平静之下，是无所不在的宣传标语，是频繁的集体学习，是工人纠察队警惕的目光，是任何异议都会迅速消失的压抑。这是一种在瓦砾上建立的新秩序，粗糙，生硬，但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感，像水泥一样，正在慢慢凝固。
曼谷，大王宫的金顶依然在热带阳光下闪耀，但权力的重心已经转移。在南方军委顾问团的“指导”下，披汶和披集亲王领导的“国家拯救委员会”推行着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改革。旧王室的徽记被从政府建筑上铲除，换上了新的旗帜和标语。报纸充满了对“新暹罗”的赞颂和对旧势力的抨击。南方军委提供的武器——日式步枪、机枪、迫击炮——源源不断运抵，装备着正在接受整编的“暹罗国民军”。华夏教官和政委的身影出现在军营的每一个角落，从队列训练到政治学习，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支军队的血肉与灵魂。
经济上，一场静悄悄的征服也在进行。暹罗丰产的稻米、珍贵的橡胶、优质的锡矿，被纳入一个名为“南洋联合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机构管辖。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由暹罗人和华人共同组成，实际的控制力来自南方军委派出的经济专家。稻米不再能自由出口，橡胶和锡矿的定价与销售渠道被牢牢掌控。作为交换，暹罗得到的是急需的工业品、药品，以及更多的武器装备。旧贵族和商人们私下里怨声载道，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侵蚀。但任何试图组织的反抗，都会遭到披汶政权毫不留情的镇压，而披汶的背后，是南方军委若有若无、却令人心悸的支持。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正在形成，用经济和枪杆子编织的绳索，比任何条约都更加牢固。
河内，法式建筑的阳台上海棠花依然开着，咖啡馆里飘出拿铁的香味，但空气里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紧张。便衣的安南警察和法国宪兵在街头巷尾逡巡，目光审视着每一个行人。夜幕降临后，一些隐秘的聚会在地下室、阁楼或渔船里进行。油印的传单，虽然纸张粗糙、字迹模糊，却在工人、学生甚至一些低级公务员手中悄悄传递。上面用越南语、高棉语、老挝语写着新加坡的消息，揭露种植园和矿山的剥削，描绘着一个“没有殖民者、自己做主人”的模糊愿景。
短波收音机在深夜调到一个特定的频率，能听到用当地语言播报的新闻和评论，信号时好时坏，夹杂着干扰的电流声，但那些话语像种子，落在不满的土壤里。一些本地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会收到通过复杂渠道转交的、没有落款的信件和包裹，里面有时是急需的活动经费，有时是宣传品印刷指南，有时甚至是一些轻武器和弹药，以及简单的训练手册。规模不大的罢工、罢课、抗议在各地零星爆发，虽然很快被警棍和逮捕令镇压下去，但殖民当局的神经越绷越紧。高压政策变本加厉，宵禁提前，搜查频繁，监狱人满为患。但这就像按下葫芦浮起瓢，不满在高压下发酵，仇恨在镇压中滋长，平静的表面下，熔岩在积聚热量。
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荷兰总督府的官员们焦头烂额，来自缅甸和暹罗方向的“不稳定因素”让他们寝食难安。土着精英中分化加剧，一些人更加紧密地靠向殖民者以求自保，另一些人的目光则投向了北方，心思活络起来。
新加坡的街道，白天是戒严的死寂，夜晚是宵禁的恐怖。大规模的交火已经平息，但创伤深可见骨。烧毁的街区像城市身上的丑陋伤疤，无人清理的瓦砾间偶尔能看到未洗净的黑褐色血迹。英军士兵的巡逻队增加了三倍，坦克和装甲车占据着十字路口，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每一个角落。宵禁之后还敢在街上活动的人，可能会被不问缘由地射杀。经济几乎瘫痪，港口吞吐量暴跌，商店大门紧闭，食品短缺，物价飞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之间的裂痕在共同承受的苦难和殖民当局有意的挑拨下，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深刻。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对殖民者同仇敌忾的情绪，也在底层默默滋生，只是暂时被恐惧和生存的压力压抑着。
金文泰总督仿佛老了十岁，眼袋深重，西装不再笔挺。他不断地向伦敦发电报，要求更多的军队、更多的资金、更明确的授权。他警告伦敦，新加坡的镇压只是暂时压制了火山口，地下的火依然在燃烧，而整个南洋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对不列颠帝国极其不利的变化。
伦敦，唐宁街十号和议会大厦里，争吵和指责几乎掀翻了屋顶。新加坡的惨状通过一些胆大的记者传回国内，配上触目惊心的照片，引发了舆论哗然。反对党工党猛烈抨击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在南洋问题上的无能、残酷和短视，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甚至要求金文泰立刻下台并接受审判。自由党内部也出现分裂，一部分人主张强硬，必须不惜代价维护帝国尊严和利益；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继续在新加坡流血耗资巨大且不道德，应该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甚至考虑与南方军委“那个李幼邻”进行某种接触和谈判。
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殖民大臣、财政大臣、海军大臣各执一词，互相攻讦。财政大臣拿着雪茄的手在颤抖，咆哮着新加坡的平叛开支已经是个无底洞，严重影响了本土的经济复苏计划。海军大臣则强调皇家海军的力量被分散在从北海到远东的广阔海域，如果南洋局势彻底糜烂，帝国将失去至关重要的战略支点和资源产地。麦克唐纳首相面色灰败，试图调和，却发现自己左右为难。帝国的荣光与现实的窘迫，强硬的面子与妥协的里子，在这里激烈碰撞。对南洋的整体战略，陷入了一片泥泞的混乱和令人绝望的迷茫。
东京，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大楼里，另一种狂热在涌动。新加坡的“混乱”和英国人的“虚弱”被参谋们反复分析、放大。南进的论调越来越甚嚣尘上。在台湾的高雄、澎湖，在委任统治的南洋群岛，秘密的勘测、机场扩建、物资储备在加速进行。海军将领们盯着南海的海图，手指划过荷属东印度盛产石油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陆军将领们则盘算着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和粮食。对南方军委，试探更加露骨。特使传递的信息越来越直白：倭寇可以“理解”甚至“默许”华夏力量在缅甸、暹罗乃至马来亚北部的存在，作为交换，希望南方军委能在倭寇“维护南洋资源地区稳定”的行动中保持“善意的中立”，并“考虑”在石油、橡胶、铁矿等战略物资供应上给予“便利”。
这几乎是不加掩饰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提议。倭寇的野心，如同出鞘的武士刀，寒光凛凛。
华盛顿，白宫和国务院的氛围则更加微妙复杂。罗斯福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前，听着国务卿和远东事务顾问的汇报，手指轻轻敲击着轮椅的扶手。公开场合，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呼吁“南洋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强调“门户开放”政策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与关切”。私下里，情报人员在加紧收集关于李幼邻和南方军委的一切信息。这个突然崛起的势力，打破了远东原有的平衡，既挑战了英法荷等老牌殖民帝国，也可能成为遏制倭寇扩张的潜在力量，但同时，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潜在的排外倾向，也令美国商界担忧其在南洋的贸易和投资利益。
罗斯福政府的对策是谨慎的平衡与观望。一方面，加强菲律宾的防务，增派了一些军舰和陆战队，以示存在。另一方面，通过非正式渠道，继续保持与南方军委代表（主要是经济和文化名义）的接触，试图摸清这个神秘对手的底牌、目标和底线。美国像是一个老练的扑克牌手，看着桌上其他赌客纷纷加注，自己却按着牌不动，冷静地计算着每一方的筹码和可能的出牌顺序，等待最适合自己出手的时机。
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这片炎热、潮湿、动荡的南洋。列强如同航行在暗礁密布海域的巨轮，有的船长惊慌失措地试图转向，有的则冷酷地计算着撞击后如何攫取最大块的漂浮物，有的则远远跟着，准备随时撒网打捞。风暴来临前的低气压，让每个人都感到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