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窗户关着，双层玻璃，隔音。
但隔不住外面工地的声音——打桩机“哐！哐！哐！”一下一下，像巨人用锤子砸地。每砸一下，桌上的茶杯就轻轻一跳，茶水溅出来，在桌布上晕开一小圈深色。
屋里烟雾浓得化不开。
七八个人在抽烟，有纸烟，有烟斗，还有自己卷的喇叭筒。烟雾在顶灯昏黄的光里盘旋上升，撞到天花板，散不开，就沉下来，压在人头顶。
楚风坐在长桌一侧。
他面前摊着两份图纸。一份是中文的，用铅笔画的，线条很重，有些地方涂改了，用橡皮擦得黑乎乎一片。另一份是俄文的，打字机打的，纸很白，表格整齐，附着一大摞计算数据。
空气里有股复杂的味道。
烟味，茶味，墨水味，还有……汗味。十月底了，会议室暖气开得早，烧得太热，有人把外套脱了，只穿衬衫，腋下湿了一小块。
门开了。
冷空气涌进来，吹散一点烟雾。
进来的是个苏联人。高，瘦，穿深灰色呢子大衣，没脱，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皮质的，亮得能照见人影。他身后跟着翻译，是个年轻中国同志，戴眼镜，脸色紧绷。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同志到了。”主持会议的王主任站起来，声音有点干巴。
所有人都站起来。
楚风也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
安德烈点点头，没笑。他走到主位，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啪嗒一声，扣子打开的声音很清脆。他没坐，站着，目光扫过屋里每个人。
扫到楚风时，停了一下。
楚风迎着他的目光，没躲。
“开始吧。”安德烈说，俄语，声音低沉。翻译赶紧跟上。
会议进入正题。
是某个重点工业项目的设计方案讨论。中方提出了一套基于现有材料和生产能力的方案，苏方带来了“标准设计方案”。
安德烈的助手，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开始讲解苏方方案。
他用的是幻灯片——从莫斯科带来的新玩意儿。机器嗡嗡响，把图纸投影到墙上。线条清晰，数字精确，各种曲线图表，看着就专业。
讲解用了二十分钟。
全程俄语，翻译翻得磕磕巴巴，有些专业词翻不出来，只好说“这个……就是那个……力学的参数”。中方技术人员伸长脖子看，有人在小本子上记，笔尖划纸的声音沙沙响。
讲完了。
安德烈看向王主任：“有什么问题？”
王主任咳嗽一声，看向楚风这边。
一个老工程师站起来。他姓陈，快六十了，头发花白，戴老花镜，镜腿用白线缠着。他手里拿着那份铅笔草图，手指在发抖——不是怕，是帕金森，早年落下的病根。
“专家同志，”他开口，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您这个方案，好，真好。但是……”
他顿了顿，指着投影上某个结构：“这个承重梁，要用特种钢，型号是……СК-45。我们查了资料，这种钢，咱们国内现在，炼不出来。”
翻译翻过去。
安德烈皱眉，说了几句。
翻译：“安德烈同志说，这是标准设计，必须用标准材料。材料问题，可以进口，或者……等你们能生产了再建。”
屋里安静了一瞬。
打桩机还在响，哐！哐！声音透过窗户传进来，震得人胸口发闷。
陈工脸涨红了。
他摘下老花镜，用袖子擦了擦，又戴上。
“进口？外汇呢？等？等多久？”他声音提高了，“这个厂子，计划明年六月投产。等材料，等到什么时候去？”
他说得太急，咳嗽起来，咳得弯下腰。旁边人赶紧给他递水。
安德烈脸色不太好看。
他身边的年轻人——那个金丝眼镜——开口了，中文居然不错，虽然带口音：“同志，科学是严谨的。用不合格的材料，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是对工程不负责任。”
“不合格？”陈工直起身，眼睛瞪圆了，“我们用的‘土钢’，是达不到你们的标准，可我们算过！加厚截面，调整结构，安全系数够！”
他把手里的草图拍在桌上。
纸皱巴巴的，边角卷着。
“这是我们算了三个月的方案！用我们现有的材料，能建，能投产，能生产出合格产品！”
金丝眼镜瞥了一眼那草图，嘴角动了动，没说话。
但那表情很明显：看不上。
安德烈敲了敲桌子。
所有人安静下来。
“楚风同志，”他忽然看向楚风，通过翻译，“你的意见？”
楚风一直没说话。
他在看那份俄文方案，看得很仔细。手指在某个数据上点了点，又翻到后面看附录。
听到问话，他抬起头。
“安德烈同志，”他开口，声音很平静，“首先，感谢苏联专家的帮助。你们带来的方案，先进，科学，是我们学习的方向。”
翻译翻过去。
安德烈脸色缓和了一点。
“但是，”楚风继续说，“就像陈工说的，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困难是，没有SK-45钢。进口需要时间，需要外汇，而且数量不一定够。等我们自己生产……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
他顿了顿，拿起那份铅笔草图。
“所以我们在想，能不能……两条腿走路。”
“两条腿？”安德烈皱眉。
“对。”楚风把两份图纸并排放，“一方面，我们全力攻关，尽快炼出合格的特种钢。另一方面，用我们现有的材料，按照这个‘土方案’，先建一个实验性的小型车间。边建边学，边生产边改进。”
他指了指俄文方案：“等我们的材料达标了，再按标准方案扩建。”
屋里很静。
只有抽烟的声音，有人把烟灰弹进搪瓷缸子里，叮的一声。
安德烈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