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的。”他声音发干，“钱先生，您……您怎么做到的？”
钱教授没回答这个问题。
他把算盘轻轻放回桌上，端起面前的茶碗。茶已经凉了，他喝了一口，皱皱眉，还是咽下去了。
“小王，”他说，“你老家是江西的吧？”
“啊？是……是的。”
“当年红军长征，过你们那儿吗？”
“过。我爷爷说过，在我们村住过一晚上。”
“嗯。”钱教授点点头，“那你知道，他们当时用的地图，是什么样的吗？”
小王摇头。
钱教授从自己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个东西。
是个笔记本。翻开，里面夹着一张手绘的地图——用铅笔画的，线条歪歪扭扭，比例不准，有些地方用红笔标着“此路不通”“有敌哨”。
“这是我一个老同学留下的。”钱教授说，手指在地图上慢慢移动，“他是搞地质的，抗战时跟着部队转移。没有现成的地图，就自己画。用脚步量，用眼睛看，用脑子记。”
他停在一个标着“沼泽”的地方。
“这儿，”他说，“他们走过去的时候，牺牲了三个同志。陷进去了，拉不上来。”
茶馆里很安静。
只有窗外风吹过银杏树的声音，沙沙的。
“后来我问他，”钱教授继续说，声音很平静，“我说，你画这图，准吗？他说，不准。但总比没有强。有了这张图，后面的人就知道，这儿有沼泽，得绕开走。”
他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看着桌边这几个年轻人。
“咱们现在干的这事儿，”他说，“就是在画一张新地图。一张……谁也没画过的地图。没有现成的资料，没有可靠的参数，甚至不知道前面到底是沼泽还是平地。”
他顿了顿。
“但总得有人画，对吧？”
没人说话。
小王低头看着自己的算盘，手指轻轻摸着珠子。珠子凉凉的，滑滑的。
“算盘是慢，”钱教授又说，这次声音温和了些，“但它准。一步一步，扎扎实实，打出来的数字，心里踏实。不像那些机器——”他指了指窗外，远处能看见新建的工厂轮廓，“机器快了，可万一它错了呢？你连怎么错的都不知道。”
小李忽然开口：
“钱先生，您当年在巴黎……用的也是算盘吗？”
问题问出来，他自己先不好意思了。
钱教授却笑了。
笑得很淡，眼角皱纹深深。
“巴黎啊……”他望向窗外，目光穿过破旧的窗纸，望向很远的地方，“居里实验室里，当然没有算盘。他们有最好的天平，最精密的计数器。但是——”
他转回头。
“但是有一次，仪器坏了。要等一个礼拜才能修好。我急着要一组数据，等不及。怎么办？”
他拿起铅笔，在纸上随手画了个草图。
“我找了个咖啡馆，问老板借了支笔，几张纸。用最笨的办法，手算。算了整整两天，咖啡馆打烊了，我就在路灯底下算。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和仪器修好后测出来的，误差不到千分之三。”
他把铅笔放下。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他说，“机器是好，但人脑子里的东西，更靠得住。”
茶馆里又安静下来。
只有算盘珠子偶尔碰撞的轻响。
楚风坐在门口，茶碗里的热气早就散尽了。碗壁冰凉，握在手里，寒气顺着掌心往胳膊里钻。
他看见钱教授重新戴上眼镜，拿起铅笔，继续在纸上写。那几个年轻研究生也不再争论，低下头，各自扒拉着算盘。
噼啪，噼啪。
声音重新响起来，比刚才更沉稳，更有节奏。
赵老板跛着脚走过来，给楚风添水。水壶是铜的，很旧了，壶嘴有些漏水，倒水时滴滴答答的。
“这些先生，”赵老板小声说，用下巴指了指里面那桌，“每次来，一坐就是一天。中午就吃我这儿两个窝头，一碗白水。”
楚风点点头。
“不容易。”赵老板又说，声音更低，“我虽然不懂他们算的是啥，但看那架势……是大事。”
楚风看着碗里新添的热水。
水面晃晃荡荡的，映出头顶房梁模糊的影子。
“是啊，”他说，“是大事。”
赵老板没再说什么，跛着脚走开了。
楚风端起茶碗，慢慢喝着。茶很涩，茉莉花香早就淡得几乎闻不到了。但他喝得很仔细，一口一口，像在品什么珍贵的东西。
窗外，那片银杏叶终于落地了。
悄无声息的。
离开茶馆时，已经是下午。
楚风走到门口，掀开布帘。阳光刺眼，他眯了眯眼睛。
身后，算盘声还在响。
噼啪，噼啪。
像心跳。
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昏暗的光线里，那几个伏案的身影，和桌上那些摊开的纸、那些油亮的算盘，构成一幅奇异的画面。
既古老，又崭新。
既笨拙，又……充满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力量。
楚风放下布帘，走进阳光里。
胡同里，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正推着车走过，草靶子上插着一串串红艳艳的山楂，糖壳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孩子们围过去，叽叽喳喳。
很平常的下午。
楚风看着，看了几秒，然后转身，往胡同深处走去。
脚步很稳。
身后，茶馆里的算盘声渐渐远了，融进了市井的喧嚣里。
像水滴汇入河流。
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