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大楼的走廊长得让人心慌。
李云龙走在这条走廊上，感觉浑身不自在。地板是大理石的，擦得能照出人影，他那双沾满前线泥灰的军靴踩上去，“咔、咔、咔”，声音又响又脆，像在打谁的耳光。
军装是新发的——回国前在丹东临时领的，深绿色，布料挺括，穿着却硌得慌。特别是领子，浆得太硬，磨得他脖子发红。他边走边不自觉地伸手去松领扣，扣子却扣得死紧，指甲抠了半天没抠开。
走廊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门。
门上挂着牌子：“作战部”“情报处”“装备司”……字是烫金的，在日光灯下亮得晃眼。偶尔有门打开，里面走出来的人也都穿着笔挺的军装，手里拿着文件，走路轻快，说话声音压低着，像怕惊扰了什么。
没人认识他。
或者说，没人认出他。
他走过时，那些年轻参谋投来的目光都是陌生的、礼貌的、带着点审视的。好像在打量一件刚从仓库里搬出来的旧装备，评估它还能不能用。
李云龙闷头往前走。
腿有点疼——那块弹片还没取出来，医生说位置太深，靠近神经，要等炎症消了再说。平时不觉得，一走这种光溜的地板，就感觉右腿使不上劲，每一步都微微拖着。
终于走到那扇门前。
门牌上写着：“副部长办公室”。
他停住，深吸了口气。抬手想敲门，又放下，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打扮。军装袖子短了一截——他个子不高，但胳膊粗，新军装的袖口卡在小臂上，露出手腕上一道新鲜的伤疤。疤是铁丝网刮的，已经结痂了，黑红黑红的，像条蜈蚣。
他用力扯了扯袖子，没扯长。
算了。
敲门。
“进来。”
声音隔着门传来，有点闷。
李云龙推门进去。
办公室里很亮。窗户很大，朝南，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深红色的木地板上投出大片大片的光斑。窗边摆着几盆绿植——君子兰，叶子油亮油亮的，长得很好。
楚风坐在办公桌后面。
正低头看文件。听见门响，他抬起头。
两人对视。
有那么两三秒钟，谁也没说话。
李云龙站在门口，阳光正好照在他脸上，能看见他皮肤黝黑粗糙，脸颊瘦得凹进去了，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眼圈发黑，但眼睛很亮，亮得吓人。
楚风慢慢站起来。
他绕过办公桌，走过来。脚步很轻，踩在地板上几乎没有声音。
走到李云龙面前，停住。
上下打量。
“瘦了。”他说。
李云龙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前线伙食，能胖才怪。”
“腿呢？”楚风目光落在他右腿上。
“没事。”李云龙下意识地站直了些，“让美国飞机‘亲’了一口，小意思。比当年打鬼子那会儿轻多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
但楚风看见，他说这话时，右手不自觉地在大腿外侧按了一下——正好是伤处的位置。
“坐。”楚风指了指沙发。
沙发是皮的，棕黄色，有些地方磨得发白了。李云龙坐下时，沙发发出“吱”的一声，像在叹气。他身体陷进去，感觉整个人被包裹住了，更不自在。
楚风走到饮水机旁，倒了杯水。水是凉的，他用两个杯子来回倒了倒，让水温一些。然后端着走过来，放在李云龙面前的茶几上。
茶几是玻璃的，
李云龙的目光落在地图上。
他盯着看了几秒，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个东西。
用红布包着的。
布是旧军装撕下来的，洗得发白，边角都毛了。他一层层打开，动作很慢，像在拆什么珍贵的文物。
最后露出里面的东西。
一枚徽章。
美军的飞行员徽章，银色的，中间是个展翅的鹰，边缘有些扭曲变形——应该是被什么击中了。
“缴获的。”李云龙说，把徽章推到楚风面前，“那小子跳伞了，没抓着。飞机栽山里了，炸了。这个……给你儿子玩。”
徽章躺在玻璃茶几上，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边缘有些锋利，变形的地方翘起来，像片小小的刀片。
楚风没动。
他看着那枚徽章，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拿起来。
很轻。
但握在手里，边缘硌得掌心生疼。
“怎么打下来的？”他问。
“高射机枪。”李云龙说，身子往后靠了靠，“那狗日的飞得太低了，想扫射咱们的运输队。我让机枪手藏在树杈上——就那挺老式的，日本鬼子的九二式，改造过的，射程远了点。等它俯冲的时候，迎头打。”
他说得很简单。
但楚风能想象。
能想象那个飞行员俯冲时的嚣张，能想象机枪子弹打穿座舱盖时的火花，能想象飞机拖着黑烟栽下去时的巨响。
也能想象，那个跳伞的飞行员落地后，是怎么消失在朝鲜的山林里的。
“伤亡呢？”楚风问。
李云龙沉默了几秒。
“机枪点暴露了。”他说，“被后续的飞机扫射。两个战士……没了。”
他说“没了”两个字时，声音很平，像在说“吃饭了”。
但楚风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握成了拳头。拳头很紧，指关节发白，手背上青筋暴起。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很遥远，像在另一个世界。
楚风把徽章放回茶几上。
“老李，”他说，“这次回来，有任务给你。”
李云龙抬起头，眼睛亮了：“打哪儿？”
“不是打。”楚风摇摇头，“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