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寇数百艘战船列阵相迎，刀枪如林。张保现身时，众盗齐声呵斥：“跪见我们大王！”传主正色道：“我乃朝廷命官，岂能向尔等下跪？况且你们连编户齐民都算不上，算什么大王？”随即直视张保道：“我原以为你是海上豪杰，没想到竟学市井之徒怒目相向。刘某若是贪生怕死之辈，就不会来此了。”张保闻言立即起身作揖。传主屏退左右，对张保说道：“十年来，广东巨寇如蓝阿和、何阿常、郑阿明之流，海盗如姚阿麻、李崇玉等人，如今可还有活着的吗？”
张保沉默片刻道：“确实都已伏诛。但如今我当如何？李崇玉只因杀害平民，尚且难逃一死；何况我纵横海上十余年，斩杀两任总兵、一名参将、三名游击，罪无可赦。若现在解散部众投降，只怕要任人宰割。”传主道：“你思虑何其短浅！朝廷怀柔四海，纵有顽劣之徒，亦惩逆抚顺，以劝来者，犹恐不及。若能改过自新，实乃莫大之幸，郭学显获赦免死，便是明证。况且智慧莫过于审时度势，德行最忌背信弃义，祸患莫甚于杀害降者。你看我刘某像是诱人投降以邀功请赏之人吗？吉凶祸福，就在你一念之间。”张保再拜致谢：“谨受教诲。”含泪送传主返航。七日后，张保率众归降。
嘉庆十九年，补授嘉应州知州，体恤贫弱，施惠百姓。二十四年，代理廉州知府，简政宽刑，一如在嘉应时。由此可知其为政之道，能因地制宜，恩威并施。嘉庆二十五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育有六子：长子凤翮；次子一士；三子凤翼；四子书年，现任翰林院编修；五子逢年；六子其年，现任翰林院庶吉士。谨将其生平政绩整理成文，呈送史馆，以供编修《循吏传》者采录。
武会试录序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武会试外场考试结束后，兵部大臣奏请皇上任命内场考官，皇上命臣曾国藩与臣王庆云共同担任。臣本是湖南乡野之士，才疏学浅，蒙皇上恩典，破格由翰林院逐步提拔至卿贰之位。常恐德不配位，日夜惶恐。今又受此重任，更觉战战兢兢，唯恐难以胜任。臣与王庆云认真审阅考卷，按名额录取考生，恭谨缮写录取名册，呈请皇上御览。依例臣可在此略陈数语。
臣曾听闻宋代名臣张舜民说过：“自古以来镇守边疆、选拔将领，未必专以攻伐征战为能事，关键在于以威德化解敌患。”臣常深思此言。当年廉颇、蔺相如在赵国时，强秦不敢进犯；魏尚镇守云中郡，匈奴不敢南下。至于卫青、霍去病、皇甫规（字三明）等名将，也都威震四方，屡建战功。这些名将的威名气度，足以震慑万里之外的敌人。而君主选用将领，也需以诚心感召。这正是古人所说“在朝堂之上就能决胜千里”的道理。
自唐宋以后，难以直接招揽到真正的将才，只能按照既定标准选拔。于是设立了武举科目，开设武学名额，制定了赐予及第出身的制度。宋仁宗庆历年间，规定武举以策论决定去留，以弓马技艺评定高下。功名利禄之路一开，勇武之士渐渐崭露头角。元明两代沿袭此制未废。然而朝廷以虚名求才，，不过是能拉强弓举重物的市井粗人；而以策论考中的，也都只会死记硬背些琐碎无用的章句。有识之士认为，真正的人才涌现，不完全依靠科举取士。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我大清开国以来，威震四方。从宫廷侍卫到八旗劲旅，多有忠勇无双的将士，人才济济。而各地山野间的勇猛之士，又通过科举制度网罗其中，以此储备卫国良将，可谓周全妥当。然而相沿日久，先前所说的那些只会拉弓举重的市井之徒、死记章句的无用之辈，也渐渐混入其中。
而臣所负责的，只是考核默写孙吴兵法的几行文字，无从考察应试者的内在志向与外在体魄，以及他们进退周旋的仪态。要让真正精通兵法的人才必定入选，不让一人遗漏，臣实在不敢自信能做到。只是想到圣天子英明神武，臣等蒙受恩宠，也足以增长刚毅之气，以精神与众多士人相互感召，或许廉颇、蔺相如、魏尚这样的将才就会从中产生。臣这点微薄的心意，实在难以表达最大的愿望。《易经》说：“同样的光明互相映照，同样的气质互相吸引。”虽然不能保证一定如此，但心向往之罢了。
送刘君椒云南归序
圣人与普通人不同之处在哪里？不过是耳朵、眼睛、嘴巴、鼻子、心智、身体各司其职罢了。上天造人时，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口和身体负责言语行动，心负责思考。不该听的却胡乱去听，不该看的却放纵去看，这对器官来说就是违背法则。能够看透的事物却不能完全看清，能够听明白的道理却不能完全听懂，这对器官来说就是失职。对于口、身体和心智来说也是如此。失职是因为才能不足，违背法则是明知故犯，罪过就更严重了。
圣人行事不逾越耳朵的职分，不超越眼睛的度量。从一屋子的柴米油盐，推及到天下大事、鬼神幽微，无论涉及人伦关系还是纷繁世事。凡是应当看清的必能明察秋毫，凡是应当慎言的必能审慎出言，凡是需要思考的必能条理分明。使自身各器官各尽其职，让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用，以完成我们身心的职责，这就是所谓的“践形”（实现天赋形体的本分）。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不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吗？
如今那些自诩为君子的学者，实在令我困惑。他们的耳朵没有真正接受什么，众人听什么他们就跟着听什么；他们的眼睛没有真正欣赏什么，众人看什么他们就跟着看什么。用奸邪的目光窥视，用扭曲的耳朵倾听，言语不合正道，行为不端。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过错，若是众人喜好的东西而不去追随，反而会被视为异类。那些推崇考据之学的人说：“古人啊古人，这样做就对，那样做就错。”那些崇尚词章之学的人说：“古人啊古人，这样写就好，那样写就不好。”只要有一个强势之人振臂一呼，立刻就有成百上千人如蚂蚁般趋附追随。
他们早晨背诵晚上诵读，只求形迹相似、音调相仿，耗尽自己的耳目心思，只为迎合他人的意气。不过数十年光景，风气一变，这些学说便如泡沫般消散无踪。待到新的学说兴起，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他们又不惜耗尽精力去追逐。同样都是五官四肢俱全的人，不去践行圣人的正道，却追逐众人的喜好，终其一生疲于奔命地追求庸人的毁誉，至死都不醒悟，可说是愚昧至极、冥顽不灵了。
汉阳的刘椒云君学问精深、为人敦厚，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内在志向与外在行为都严格遵循法度。而他还要进一步发挥身体官能的作用，广泛探究各类学问，融会贯通诸子百家，以求达到自身才学的极致。我仍担心他会因追逐众人喜好而劳损身心，在他离别之际写下这些话以劝勉他。不过我自己其实也常陷入前文所说的两种学说之流，同样奔忙于众人喜好的潮流中，因此写下这些也是对自己的警示。
曹颍生侍御之继母七十寿序
从前我读《后汉书·列女传》时，私下觉得范晔自称体例宏大、思虑精详，却未能真正领会修史的要义。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认为天地之所以不衰败，全靠有伟人来维系秩序。所以详尽记载圣明君主、贤能宰相和杰出人才。这些人都是能够整顿乾坤、为后世立下典范的。而范晔却把几个女子也列在其中，这与治理天下的主旨有何关联？况且他所记载的如桓孟这类女子，不过是寻常的妇道人家，并无特别惊人的事迹，更不值得记述。这个疑问在我心中积存已久。
后来仔细思量，天下是由亿万个家庭组成的。在一个家庭中，男子主外，女子主内，两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而女子所处的环境，往往更为艰难局促。她们在日用饮食等寻常事务中处理得当，即便是圣贤处在其位，也不能超越这样的本分。既然妇女有值得称道的事迹，自然不该任其埋没而不彰显。如此看来，范晔设立《列女传》的用意，确实也有其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