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头劈在木头上的“咚”声，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我攥着斧柄，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木屑溅在裤腿上，留下细碎的白痕。院子角落里的红色摩的，在晨光里泛着旧旧的漆光，像个随时会暴露秘密的定时炸弹。
就在这时，巷口传来一阵缓慢的脚步声。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双手插在口袋里，看似随意地来回踱步，目光却时不时往院子里扫——尤其是盯着那辆摩的。我的心猛地一沉，斧头停在半空，手指下意识地扣紧了斧柄。
那男人看了两眼摩的，又朝我这边望过来。我赶紧低下头，假装专注地劈柴，斧头落下时故意偏了点，砸在木头边缘，发出刺耳的“吱呀”声。他没过来，又在巷口站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走了。我盯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连斧头都有些握不住。
等他彻底走了，我扔下斧头，快步冲过去把摩的推进杂物间。杂物间里堆着破家具和旧纸箱，我找了块厚重的破帆布，把摩的从头到脚盖得严严实实，连车轮都没露出来。做完这些，我还不放心，又搬了个旧衣柜挡在门口，才喘着气退回屋里。
当天下午，烟瘾上来了，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换上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把帽子压得很低，出门去巷口的超市买烟。刚走到超市门口，就听见收银员和一个顾客在议论：“最近警察查得严，说是在抓什么连环杀手，到处都在找人呢。”
“可不是嘛，听说都杀了好几个了，还是个左眼角有疤的，你说吓人不吓人。”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脚步顿在原地，像被钉住了一样。收银员的目光扫过来，我赶紧低下头，转身就往回走，连烟都忘了买。一路上，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我，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翻出床底的木箱。打开锁的瞬间，那把刀的冷光晃得我眼睛疼。我又找出剩余的几副乳胶手套，一起塞进黑色塑料袋里。我不敢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万一警察找上门，一搜就搜出来了。
我骑着被帆布盖着的摩的，绕了好远的路，才到郊区的废弃矿洞。矿洞入口黑漆漆的，像张要吞人的嘴，风从里面吹出来，带着股铁锈味。我把黑色塑料袋扔进去，听着袋子落地的“哗啦”声在洞里回荡，直到彻底没了动静，才敢转身骑车离开。
从那天起，我的日子变得混乱起来。白天不敢出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暗得像傍晚。只有到了夜里，才敢掀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一眼。我会坐在窗边抽烟，烟蒂扔了一地，耳朵却时刻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哪怕是邻居家的狗叫，都会让我心跳加速。
我还在门后顶了根木棍，木棍两端抵着墙，这样只要有人推门，木棍就会掉下来发出响声。有好几次，夜里听到远处传来警笛声，我会立刻躲进衣柜里，把自己缩在角落，捂着嘴不敢呼吸，直到警笛声消失，才敢慢慢爬出来，满身都是冷汗。
有时候我会做梦，梦见自己被警察抓住，手铐铐在手腕上，冰凉的触感特别真实。我想跑，却怎么也跑不动，只能看着警察把我带走，周围全是人的指指点点。每次从梦里惊醒，我都大口喘着气，后背的衣服能拧出水来。可我从来没后悔过，只觉得是警察太烦，非要盯着我不放。
又过了几天，我实在忍不住想出去看看情况，也想确认一下警察是不是还在查。我找出件最旧的工装，洗得发白，袖口还破了个洞，又戴上口罩和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骑车去了偏远的农贸市场——那里离老城区远，应该不会遇到认识我的人。
农贸市场里人很多，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显得很热闹。我故意放慢脚步，假装看蔬菜，眼睛却在观察周围的人——有没有穿深色夹克的，有没有老是盯着我看的。逛了一会儿，没发现异常，我才稍微松了口气。
可就在我挑萝卜的时候，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市场管理员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个本子：“同志，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最近要登记。”
我的心一下子慌了，手停在萝卜上，半天没动。我赶紧低下头，声音尽量放得平稳：“我……我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还没下来。”
“那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管理员又问，手里的笔在本子上悬着。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随口编了个名字：“我叫李军，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管理员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就转身走了。我却吓得手心全是汗，赶紧拿起两根萝卜，付了钱就匆匆离开。走出农贸市场，我骑上摩的，一路没敢停，直到回到家，才敢摘下口罩，大口喘着气。
我把当天穿的工装脱下来，扔进煤炉里。火苗“腾”地窜高，布料烧着的味道呛得我咳嗽，可我还是盯着火苗，直到工装变成灰烬，才把炉门关上。
那天晚上，我翻出一张从废品站捡的旧地图。地图皱巴巴的，有些地方还破了，我把地图铺在桌上，用手指在上面划着——我想外逃，去邻省的小镇，那里没人认识我，等风头过了，就能重新过日子。
可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从王芳那里抢来的200块，这点钱连路费都不够。我想“再干一票”，凑够钱就走，可一想到之前差点被警察发现，又有点怕。我坐在桌前，看着地图上的小镇，心里矛盾得很——既想赶紧走，又怕被抓，更怕没钱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