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门后，指尖抠着门板上的裂缝，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米缸早就见了底，最后半袋挂面也在昨天煮成了糊糊，连点面汤都没剩下。肚子里的空响一阵比一阵厉害，吵得人坐立难安，再不出门找吃的，恐怕要先饿死在这屋里。
犹豫了足足一刻钟，我还是从床底摸出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衣服的袖口磨破了边，我之前用粗线缝过，针脚歪歪扭扭的，像条爬在布上的虫子。我把口罩拉到鼻尖，又把帽子压得低低的，遮住大半张脸，连左眼角那道疤都用额前的碎发小心盖住——那道疤是十年前打架留下的，现在倒成了最显眼的标记。做完这一切，我才轻轻拉开门闩，门轴“吱呀”一声响，在安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刺耳，吓得我赶紧停住手，等了几秒没听到动静，才慢慢把院门推开一条缝。
巷口的风裹着尘土吹过来，带着傍晚的凉意，刮在脸上有点疼。我像只受惊的老鼠，贴着墙根慢慢挪，眼睛死死盯着不远处那个穿橙色马甲的“环卫工人”。他手里攥着一把竹扫帚，却半天没动一下，只是背对着我站在巷口，肩膀绷得笔直，像根立在那儿的电线杆。往常这个点，环卫工人早该扫到下一条街了，今天怎么还在这儿？而且他手里的扫帚，连地上的落叶都没碰一下，更像是在故意挡着巷口的视线。
我心里咯噔一下，脚步顿在原地，假装系鞋带，余光却没离开他。突然，那“环卫工人”猛地侧过头，目光像淬了冰似的扫过来，正好落在我身上。那眼神不像是扫街的工人该有的，太锐利了，像在打量什么猎物。我吓得心脏差点跳出喉咙，手指瞬间攥紧了口袋里的几块零钱，赶紧直起身，故意拍了拍裤子口袋，嘴里念叨着“哎呀，钱包忘拿了，真是糊涂”，转身就往回跑。
推院门的时候，我还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环卫工人”已经重新转过去，手里的扫帚却还是悬在半空。关上门的瞬间，我靠在门板上大口喘气，胸口起伏得厉害，连后背的衣服都被冷汗浸湿了。“肯定是警察，他们盯上我了。”这个念头像根尖刺，扎得我浑身发紧，连指尖都控制不住地发抖。我不敢再靠近门，也不敢靠近窗户，只能缩在屋子中间，盯着煤炉里跳动的火苗发呆。
接下来的两天，我连窗帘都不敢拉开。屋里暗得像关了灯，只有煤炉里偶尔窜起的火苗能映出点模糊的影子。我蜷在床边抽烟，烟蒂扔了满满一烟灰缸，手指夹烟夹得发僵，连烟烧到指尖都没察觉。有次盯着火苗发呆，恍惚间竟觉得那些红色的火星是警灯，在眼前一闪一闪的，还伴随着隐约的警笛声。我猛地惊醒，手一抖，烟掉在裤子上烫出个黑窟窿，火星子还顺着布料往里钻。我慌忙用手拍灭，看着裤子上那个焦黑的洞，心里的慌意更甚——我怎么就变得这么胆小了？以前杀人的时候，也没这么怕过。
到了第四天，我实在忍不住口渴。自来水龙头在院子里，我不敢出去接，只能忍着。直到下午，喉咙干得像要冒烟，我才悄悄走到窗边，把窗帘掀开一条细缝，快速往外看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我彻底凉了心——巷口那家平时没什么生意的小卖部，今天竟有三四个陌生男人进进出出。他们穿着普通的夹克衫，却不像买东西的，反而围在柜台前低声说着什么，偶尔还往我这边看。
我赶紧把耳朵贴在墙上，屏住呼吸听着。风把他们的声音吹过来一点，断断续续的，能听到“摩的”“红色”“疤”这些词。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手脚都变得冰凉——他们在查我的摩的，还在找左眼角有疤的人，这不是盯着我是什么？我被监控了，而且监控得这么近，说不定我这几天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里。
从那天起，我开始绝食。不是不想吃，是不敢吃。我怕一打开院门，就被埋伏在巷口的警察抓住。家里只有自来水，渴了就悄悄去院子里接一杯，冰凉的水滑过喉咙，却压不住心里的慌。饿到胃里发疼的时候，我就蜷在床上，用被子裹紧自己，咬牙忍着。实在扛不住了，我就翻出床底那包过期半年的饼干——那是之前从超市特价区买的，本来想当零食，现在却成了救命的东西。饼干硬得能硌掉牙，嚼在嘴里像啃石头，咽下去的时候还刮得喉咙疼，可我还是一口接一口地吃，至少能填填肚子，让那该死的饥饿感轻一点。
又过了两天，我饿得连站起来都发晕，眼前时不时发黑。有次想去关煤炉，刚走两步就腿一软，差点摔在地上。我扶着墙慢慢站稳，看着空荡荡的屋子，突然觉得特别绝望——难道我就要这样饿死在这儿？不行，不能坐以待毙。要么饿死，要么被抓，不如赌一把逃出去。说不定逃出去了，还能有条活路。
我翻出藏在床底的旧地图——那是去年从废品站捡的，边缘都卷了边，有些地方还破了洞，用透明胶带粘过。我把地图铺在桌上，用手指在上面划着，目光停在邻省的一个小镇上。那个小镇离老城区有几百公里，地图上标的路不算复杂，而且地方偏，应该没人认识我。只要能逃到那儿，我就能换个名字，找份体力活，重新过日子。
夜里，我翻出床头的相框。相框里是张风景照，可在照片的后面，我藏着母亲的旧照片。那是母亲年轻时拍的，穿着蓝色的工装，站在工厂门口，笑着看向镜头，眼睛弯得像月牙。照片已经泛黄，边角也有些磨损，却是我唯一的念想。看着照片上母亲的笑脸，眼泪突然砸在照片上，晕开一小片水渍——这是我杀了那么多人后，第一次掉眼泪。
我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把热馒头塞给我，自己啃凉窝头；冬天我的手冻裂了，母亲就把我的手揣进她的怀里暖着；我被别的孩子欺负了，母亲会带着我去找对方家长理论，说“我儿子没做错，不能随便欺负”。可自从母亲三年前走了，就再也没人护着我了。那些人看我的眼神，不是嫌弃就是鄙夷，说我脏、说我穷、说我是劳改犯，连个正眼都不肯给我。
眼泪没掉多久，我就狠狠抹掉，对着照片低吼：“是那些女人看不起我，她们嫌我脏、嫌我穷，还拿眼神戳我心窝子，我没错！是她们活该！”我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恍惚间，我竟觉得照片里母亲的嘴角动了动，像是在说“儿子，快跑，别被抓住”。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住，像疯长的野草，填满了我的脑子。我攥着照片，指腹摩挲着母亲的笑脸，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逃出去，一定要逃出去，不能让母亲失望。
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塞回相框后面，又把相框放回床头。然后走到杂物间，推开堆在门口的旧家具，露出藏在里面的红色摩的。摩的上盖着块破帆布，上面落满了灰尘。我掀开帆布，用抹布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擦拭车身。从车把到车轮，从坐垫到后备箱，连车座。我擦得格外仔细，擦完一遍又擦一遍，直到车身重新露出红色的漆光，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