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水利系的学生，还有几个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老工程师。”吴焕先说，“咱们这儿，有学问的和没学问的在一块儿干，学生教民工认字，民工教学生怎么使力气。”
晚饭是大锅菜，白菜粉条炖豆腐，一人两个窝头。卢润东和民工们蹲在院里吃，听他们聊天：
“俺今天挖了五方土，挣了半斤粮！”
“你那不算啥，三队的老王，一天七方！”
“听说水渠修好了，一亩地能多打一百斤粮？”
“何止！技术员说了，有了水，能改种水稻，一亩顶现在三亩！”
吃完饭，吴焕先带卢润东去工地。月色下，水渠工地上火把通明。民工们挥锹抡镐，号子声此起彼伏；技术员拿着水平仪测量，学徒举着火把照明；妇女们挑着担子送水送饭，孩子提着马灯跑来跑去。
卢润东站在高处，望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心中震动。他一路北上南下，看过苦难，看过挣扎，看过坚守，但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生产建设，还是第一次见到。
“哪来这么多人？”他问。
“开始只有聚村组织的灾民。”吴焕先说，“后来消息传开，周边县的百姓都来了——不要工钱，只要管饭，就愿意干活。他们说，聚村是真心为百姓办事，他们得出力。”
卢润东忽然想起太原督导站那些年轻人，想起他们眼中的光。他明白了，潘戴遇刺的消息，像一粒火种，点燃了千万人心中的火。这火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我要做点什么”的激情。
在聊城停留一周，卢润东走遍了水渠沿线。他看到民工们住在临时工棚里，条件简陋，但干净整洁，有医疗点，有识字班；看到技术人员和民工同吃同住，手上磨出了茧子；看到妇女们组织起来，不仅做饭送水，还成立了洗衣队、缝补队。
更让他吃惊的是，工地上的生产效率极高。原本计划三个月的工程，照这个进度，两个月就能完成。吴焕先说：“卢先生，这就是民心可用。老百姓知道这是在为自己干活，劲儿使不完。”
离开聊城前夜，卢润东在工棚里和几个老农聊天。一个白胡子老汉说：“卢先生，俺活了七十岁，经过光绪年的大旱，经过民国初年的乱，没见过这样的。当官的跟老百姓一块儿干活，读书的跟泥腿子一个锅里吃饭。”
另一个中年汉子接话：“俺爹饿死那年，官府也在赈灾，可粥稀得能照见人影，还得给衙役塞钱才能领到。现在，干部把饭送到手上，还问你够不够。”
卢润东问：“要是现在让你们去打仗，你们去吗？”
汉子们愣了愣。白胡子老汉先开口：“要是打洋鬼子，俺这老骨头也上！为啥？因为聚村救了俺全家，因为俺孙子在聚村学堂念书，因为俺家的地明年就能浇上水——这些好东西，不能让那些吸人血的洋鬼子给祸害了！”
其他汉子纷纷点头。
那一刻，卢润东心中豁然开朗。他一路上的疑惑有了答案：为什么潘戴遇刺后，聚村工作反而更好了？因为牺牲让抽象的理想变得具体，让遥远的信仰变得可触可感。人们看到了，真的有人愿意为百姓死；人们明白了，这个组织是玩真的。
从聊城到安阳，再到郑州，卢润东看到的都是类似的景象。打井的、修路的、盖房的、植树的、修水渠的……整个华北大地，仿佛从沉睡中苏醒，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