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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在客厅里缓慢的移动着，从沙发扶手爬到了茶几的边缘处，将玻璃杯里的水映照得晶莹剔透。
采访已经进行了四十分钟了，气氛在周澜的引导下，从最初的日常描述逐渐走向更深的水域。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家庭、关于星星带来的改变。”周澜的身体微微前倾，这是一个不具攻击性但表示专注的姿态，“现在我想和你聊聊另一个话题，最近几个月，你和你的家庭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苏慕言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轻轻收拢，又松开。
他点了点头，等待下文。
“首先是关于合同纠纷的指控。”周澜的语气依然温和，但是问题本身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有消息称，你早年为了成名，签署过存在问题的合同。能和我们谈谈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吗？”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
楼上传来隐约的拼图块碰撞声——星星还在和张奶奶一起玩。
那细微的声响让苏慕言意识到，他此刻说的话，楼上的孩子也能听见。
他深吸了一口气。
“首先，我需要澄清一点。”苏慕言开口，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一些，“我确实签过一份后来发现存在问题的合同。但我没有签过任何‘阴阳合同’，也没有刻意逃税避税。这是本质的区别。”
周澜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
“这件事发生在七八年前。”苏慕言的目光投向了窗外，像是要穿越时间，回到那个莽撞而艰难的年纪，“那时我刚出道两年，有一些知名度，但离‘红’还差很远。我当时的经纪合约快到期了，有几家公司找我谈。”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整理记忆的顺序。
“那家公司当时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他们手上有资源，有渠道，承诺能在一年内让我上三档热门综艺，发一张制作精良的专辑，甚至谈到了一些影视资源。对于一个二十出头、急于证明自己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承诺很有诱惑力。”
苏慕言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是眼神里的复杂的情绪出卖了他。
“合同很厚，八十多页。我的律师——当时还是朋友介绍的一位年轻律师——告诉我，有些条款比较苛刻，比如分成比例低，比如违约金的数额偏高。但是他也说，这在业内不算罕见，很多新人合同都是这样。而且他们承诺的那些资源，如果真能兑现，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所以你签了？”周澜问。
“我签了。”苏慕言承认，“当时觉得自己赌得起。年轻嘛，总觉得未来无限，总觉得只要有机会，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
这个动作给了他片刻的停顿。
“签约后的头半年，公司确实兑现了一部分承诺。我上了两个综艺，虽然都不是黄金时段，但是曝光量度增加了。专辑也在筹备中。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变化发生在签约后的第八个月。”苏慕言继续说，声音更低沉了，“我发现公司开始给我接一些质量很低的商演，一些根本不匹配我音乐风格的广告代言。我问了一下，他们说这是为了‘打开市场多样性’。然后专辑的制作一拖再拖，原先承诺的制作团队换成了新人，预算也在削减。”
“你提出过质疑吗？”
“提过。”苏慕言苦笑，“但是他们拿出了合同，指着那些模糊的条款——比如‘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艺人发展规划’，比如‘艺人需配合公司安排的一切商业活动’。那些当初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模糊表述，成了他一切行为的挡箭牌。”
客厅里只有摄像机运转的轻微嗡鸣声。
连楼上的拼图声都停了，仿佛星星也在听。
“最糟糕的是，”苏慕言说，“合同里有一个条款，规定如果我要提前解约，需要支付的违约金，是我签约时完全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而且，在我签约后的第三个月，他们用我的名义注册了一家工作室——这件事我直到一年后才知道。所有这些操作，都让解约变得几乎不可能。”
周澜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我在那份合同下又熬了两年。”苏慕言的声音里有种事过境迁的疲惫，“那两年我接了无数不想接的工作，唱了很多不想唱的歌，像是一个被输入程序的机器人。直到我的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专辑《独白》意外走红，我才有了谈判的筹码。又经过大半年的法律博弈，支付了巨额解约金，我才恢复了自由身。”
他抬起眼睛，看向周澜，也看向镜头：“这就是所谓‘问题合同’的全部真相。我承认，当年因为年轻、因为急于求成，我签下了一份不平等的合约。但是我没有违法，没有欺骗，只是为自己的轻率和贪婪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来偿还。”
这段讲述很长，但苏慕言的语气始终平稳，没有诉苦，没有抱怨，只是陈述事实。
正是这种克制的真实，反而更有力量。
周澜沉默了几秒，然后问：“这件事对你后来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它教会了我两件事。”苏慕言回答得很干脆，“第一，在任何合同上签字前，一定要找最专业的律师，把每一个字都看清楚。第二，艺术的尊严比一时的曝光更重要。所以后来我成立了个人工作室，所有事情亲力亲为，虽然累，但是踏实。”
他顿了顿，补充道：“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的谣言出来时，我选择第一时间公开所有证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我不想再重复七年前那种被合同、被条款困住的感觉。”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最近的这场风波。
“这次的事件，”周澜的语气更加的温和了，“除了事业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牵扯到了你的家庭，特别是星星。能谈谈这部分吗？”
这个问题让苏慕言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刚才谈论合同时他是克制的、理性的，那么此刻，一种深切的痛楚浮现在他眼中。
“这是整件事里，最让我……”他寻找着词语，“最让我难以接受的部分。”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是很快稳住了。
“当那些谣言刚开始传播时，我其实没有太慌张。在娱乐圈这么多年，被误解、被攻击是常态。我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掉几个代言，少几场演出。我能承受的。”
苏慕言的目光飘向楼梯的方向，虽然那里空无一人。
“直到有一天，星星从幼儿园回来，问我：‘哥哥，为什么有人说你不是好哥哥？’”
他说出这句话时，声音里有一种被极力压抑的哽咽。
“她才五岁。她不应该懂什么是‘阴阳合同’，什么是‘舆论危机’。她只应该知道，哥哥会给她讲睡前故事，会给她做早餐，会在打雷时抱着她。可是那些她不该懂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传到了她耳朵里。”
苏慕言低下头，双手交握。
这个动作持续了几秒钟，然后他抬起头，眼神里有种近乎悲壮的东西。
“那天晚上，星星画了那幅画——《哥哥的伞》。她画的时候很安静，很认真。画完了，她拿给我看，说：‘哥哥，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躲在伞
他的声音终于完全哽住了。
他不得不停下来，深深地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