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的汴梁，注定是风云激荡的。年轻的神宗皇帝赵顼，怀揣着富国强兵的雄心壮志，锐意进取，渴望一扫前朝积弊，重振大宋天威。而临川才子王安石，以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魄力，深得圣心，得君行道，入朝拜相。一时间，“熙宁新法”的各项举措，如同一块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而这浪涛的第一圈涟漪，最先扩散到了士林最敏感的神经——科举制度之上。
尽管那份在徐渊的历史记忆中彻底颠覆旧制的《贡举新制》，要到熙宁四年才会正式颁布天下，明明白白地规定罢黜诗赋、帖经、墨义这些沿袭多年的考核内容，专以经义、策论取士，但改革的风向，在熙宁元年的初春，便已是箭在弦上，清晰可辨。
汴梁的邸报，江南的坊间议论，还有往来书信中那些来自京城的士子见闻，无一不在传递着同一个信号：王安石力主的“一道德”呼声日益高涨，其背后的深意，便是要通过科举这根指挥棒，重塑士林风气，选拔出那些真正通晓经术、明于时务，能够为他的变法大业提供理论支撑与实务人才的“经世致用”之士。
一时间，往日里被无数士子奉为圭臬、赖以扬名立身的华丽诗赋，其地位在官方的评价体系中，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滑落。那些曾经因诗才敏捷、辞藻瑰丽而名动一方的才子，如今大多面露惶惑，不知前路在何方；而那些素来埋头经义、关注时政的学人，却隐隐嗅到了变革的机遇，开始摩拳擦掌。
这一场席卷士林的科举变革，对徐渊而言，是挑战，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挑战在于，徐府藏书楼中那些汗牛充栋的典籍，虽不乏经史巨着、诸子百家之言，却大多是沿袭旧制的注疏与解读。应对这种以“经义”即阐发儒家经典中蕴含的治国安邦微言大义和“策论”也就是针对当下时政民生提出切实可行的见解方略为核心的新考法，传统的死记硬背、寻章摘句的记诵之学，已然显得力不从心。他需要做的，绝不仅仅是熟读四书五经，更要穿透那些晦涩的字句，洞悉经典背后所蕴藏的民本、仁政、治世理念；更要将这些古老的智慧，与眼下汴梁朝堂上争论得如火如荼的“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新法时事紧密结合，提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价值的见解——这对一个任何人而言，都是一道极高的门槛。
而机遇，则潜藏在这场变革所带来的格局洗牌之中。
旧有的科举格局，早已被那些诗赋名家、门阀子弟所垄断，寒门士子想要出头，难如登天。如今，王安石的改革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打乱了原有的游戏规则，那些靠着诗赋技巧和文学声望立足的世家子弟，一夜之间失去了优势，不得不重新捡起晦涩的经义，研究陌生的时政。这便为所有能够迅速适应新规则的考生，创造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起跑线。
而徐渊最大的依仗，恰恰是他超越这个时代的见识——他深知这场变法的来龙去脉，知晓其利弊得失，更清楚历史发展的最终走向；他从国术时空带来的，是在无数次生死博弈、势力角逐中磨砺出的对复杂局势的分析能力与战略眼光。这些旁人难以企及的优势，正是撰写一篇立意高远、见解独到的杰出策论的绝佳天赋。
徐渊转身走回书斋，阳光透过窗棂，落在案头摊开的邸报上，上面“王安石”、“变法”、“经义取士”等字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提起笔，蘸了浓墨，在宣纸上写下九个字：明时势，通经义，待风起。
笔尖落下的瞬间，他仿佛已经看到，一场属于他的机遇，正随着熙宁元年的春风，悄然降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既然已经看清了科举变革的风向，他便没有半分迟疑，当即调整了日夜作息的学习方略。
清晨的时光依旧雷打不动——天色未明，他便已立在后院练功场，以三体式桩功唤醒周身气血，筋骨开合间，国术罡劲的底蕴在这具十三岁的身躯里缓缓流转；待晨光熹微，又静坐于书房蒲团，依《道家基础吐纳术》炼精化气，丹田经脉里积蓄的内力愈发浑厚绵长。这是他安身立命的力量根基，纵是科举备考再忙，也断无半分松懈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