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白日的辰光，则被他全然投入到这场新的备考战场之中。他不再满足于埋首书斋，对着故纸堆寻章摘句、闭门注疏，而是主动走出徐府老宅的一方天地，做了两件关乎备考成败的关键之事。
其一，便是问道于书院。
姑苏城内最负盛名的那座以府名命名的书院，隐于城南的青竹巷深处，粉墙黛瓦，飞檐翘角，门前溪流潺潺，院内竹影婆娑，按照徐渊的猜测，极可能便是后世闻名天下的“鹤山书院”前身。书院之中，汇聚了苏、湖、常、秀四州的精英学子，皆是各地挑出的读书种子，往来论学，信息流通之快，远非闭门苦读所能比拟。徐渊成了这里的常客，每日辰时便带着书箧准时赴院，从未缺席。
书院的讲堂之上，须发皆白的名师端坐于案前，手持一卷《周礼》，讲解着“井田制”与当下新法“方田均税法”的渊源，言辞间引经据典，又不乏对时政的独到见解。徐渊端坐于学子之中，腰背挺直如松，手中的书笺上，密密麻麻记着名师的讲授要点，更不时添上几笔自己的批注——那些来自后世的历史得失，被他巧妙地化作“浅见”，不着痕迹地融入对经义的理解之中。
待到午后的“策论研讨”，便是书院最热闹的时刻。学子们围坐于银杏树下，各抒己见，或为青苗法利弊争得面红耳赤，或为边防策略辩得唾沫横飞。徐渊往往不先发言，只是凝神倾听，待众人争论至酣处，才缓缓起身，寥寥数语，便直击要害。他谈农田水利，便言“治水当先疏而非堵，当顺天时而非强逆”，暗合后世治水的科学理念；他论财政税赋，便提“藏富于民而非竭泽而渔，方是长久之道”，隐见现代经济的影子；他讲军事边防，便说“练兵当重实战而非花架，戍边当重联防而非独守”，带着国术时空铁血岁月的烙印。
这些见解，于他而言不过是寻常认知，于书院的学子与名师而言，却字字珠玑，既鞭辟入里，又透着与年龄不符的“少年老成”。久而久之，徐渊的名字便在书院同窗间传开了，人人都道徐府的这位少年郎，虽是官宦子弟，却无半分纨绔之气，反倒见识卓绝，是个难得的早慧之才。连书院的山长，也对他青眼有加，时常邀他到书房小坐，探讨经义与时政，言语间满是赞赏。
其二，则是求教于时贤。
徐渊深知，书院的研讨虽能开阔眼界，却终究是学子间的纸上谈兵。若想真正吃透经义与时政的关联，还需向那些深谙朝局、阅历丰富的前辈请教。他翻出祖父徐迁留下的书信，循着那些泛黄的字迹，开始一一拜访散居在姑苏城内的致仕旧官与本土学者。
这些长者，有的曾在汴梁朝堂任职，亲历过仁宗、英宗两朝的风云变幻，如今致仕返乡，闭门谢客，只以诗书自娱；有的则是终身不仕的饱学之士，隐居于市井陋巷，却对经学有着独到的真知灼见。徐渊以晚辈之礼登门，不求闻达，只求解惑，态度恭谨，言语谦逊。
在致仕却依旧关注时政的前通判府上，老先生指着墙上挂着的汴梁舆图，为他细细讲解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等人的争论焦点——王安石力主变法，意在富国强兵，却难免操之过急；司马光坚守旧制，意在维稳安民，却未免过于保守；苏轼则主张折中调和，却苦于无人采纳。徐渊静静听着，将这些朝堂纷争与书中的经义相互对照，心中豁然开朗。
在隐居的张老先生的陋室里，学者则与他探讨江南推行新法的具体问题——青苗法本是为了救济百姓，却容易被一些地方官曲解，变成了强制借贷的苛政；均输法本是为了平抑物价，却也容易被一些商人钻了空子，反倒会加剧了市场的混乱。徐渊一边听，一边将这些民间的实际情况，与朝堂的变法初衷相对比，愈发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这些拜访，让徐渊受益匪浅。他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将书中的经义，与汴梁朝堂的风云、江南民间的疾苦紧密结合起来。他的“经义”作答，从此有了血肉，不再是空洞的引经据典；他的“策论”写作，从此有了根基，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日升月落，寒来暑往。徐渊的身影穿梭于练功场、书斋、书院与贤士府邸之间，步履从容，神色笃定。他知道，自己正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走在这条科举之路上，而那些超越时代的见识，那些两世积累的底蕴，正化作他手中最锋利的剑，助他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变革浪潮中，劈开一条属于自己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