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退了些，人也醒了，是好现象。” 陈夏对满脸劫后余生表情的孙石匠夫妇说，“但这病没完，还得好好养。药继续吃，饮食要清淡，多喝温水，注意休息，不能再受凉。这几天要特别留意，如果孩子又出现烦躁、嗜睡、呕吐、或者手脚发凉、出冷汗、呼吸特别快的情况，要立刻告诉我，或者直接想办法送医院。”
孙家夫妇千恩万谢，几乎又要下跪。
陈夏疲惫地摆摆手，嘱咐赵大山留下帮忙观察和煎药，自己则拖着几乎虚脱的身体，迎着微凉的晨风，走回诊所。
一夜未眠，高度紧张，加上在禁令边缘行走的巨大心理压力，让他身心俱疲。但他心里却一片清明。他知道，自己昨晚的处置，虽然再次“违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可能挽救孩子生命的选择。他用中医的方法，为现代医疗体系的介入赢得了最关键的时间窗。
然而，他也清楚，这次“违规”与柳柱子那次不同。柳柱子是成人，病情极端危重，且有“土法治瘟”的传奇色彩，或许还能以“情况特殊、救人第一”为由，博得一丝理解或默许。而孙小宝只是个孩子，得的是夏季常见、多数能自愈的病毒感染（尽管出现了重症倾向），他的“越界”处置，在崔科长那样的“规范”执行者看来，可能更显得“多事”、“冒险”甚至“故意挑战禁令”。
回到诊所，他草草洗漱了一下，连早饭也吃不下，只想倒头睡一会儿。但他强迫自己坐下来，摊开纸笔，开始详细记录孙小宝的整个发病经过、自己观察到的体征变化、所做的应急处理（包括针刺穴位、用药思路、物理降温方法）、以及请求上报和等待上级指示的过程。
他写得极其详细、客观，不回避自己使用了针刺和中药进行干预的事实，但也强调了孩子出现惊厥这一危重信号的特殊性，以及在当时天气、交通条件下转诊的实际困难和自己进行“必要应急处理”的不得已。最后，他记录了孩子病情暂时稳定的现状，并提出了后续观察和可能需要的上级支持建议。
这份记录，既是对病案的总结，也可能……是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又一次“审查”，准备的“陈情书”和“证据”。
写完，他将记录仔细收好。然后，他走到门口，望着雨后初晴、生机盎然的村庄。
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湿漉漉的屋顶、树叶和地面上，反射出晶莹的光。远处山峦青翠，近处田地里庄稼绿意葱茏。一切都充满了生命力，仿佛昨夜那场惊心动魄的雷雨，从未发生。
但陈夏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
他再次触碰了“禁令”的红线，而且是在一个看似不那么“危重”的病例上。无论结果如何，这件事必然会再次传到公社、传到县里，甚至传到地区崔科长那里。
等待他的，会是更严厉的处罚？是“留点察看”的取消，彻底剥夺资格？还是……别的什么？
他不知道。
但他不后悔。
如果重来一次，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面对高热惊厥的孩子和茫然的父母，他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有些底线，比禁令更不容践踏。
他深吸了一口雨后清冽的空气，转身回到屋里，和衣倒在诊疗床上。
疲惫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将他吞没。
在陷入沉睡的前一刻，他仿佛又听到了远方天际，那滚滚而去的、沉闷的雷声余响。
雷声会过去。
但有些回响，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