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道，自己签下的不仅是一张支票，更是未来几十年的技术主导权。
1988年深秋，第一批量产的“华夏牌”彩电下线，机身背后的专利说明上，除了中国自主研发的显像管技术，还清晰印着“部分技术专利来自日本XX公司，已获全球授权”。这意味着，这台彩电不仅能在国内销售，出口到欧美时，也不必担心专利侵权的官司。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修订工作在周凯的推动下加速进行。参与修订的专家说：“周主任要求特别明确‘专利交叉许可’‘专利池共享’这些条款，说是要为将来和国际巨头谈判留余地。”
周凯还亲自去清华大学、中科院等科研单位调研，看着实验室里那些贴着“未申请专利”标签的成果，严肃地对科研人员说：“你们的研究成果，是国家的财富，也是对抗国际竞争的武器。不申请专利，就像拿着黄金在大街上走，迟早会被抢走。”
在他的推动下，国内掀起了一股“专利申请热”。从新型稻种到节水灌溉设备，从汽车发动机改良到计算机芯片设计，科研人员们在埋头实验的同时，开始认真研究“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这些陌生的词汇。
而此时的日本，依旧在泡沫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政府虽然察觉到产业空心化的危险，出台了一些限制技术出口的政策，却根本挡不住企业主们“卖房比卖技术赚钱”的狂热。就像一群坐上赌桌的赌徒，所有人都想着“再赢最后一把”，没人愿意起身离场。
“周主任，日本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刚发布新规，限制高端半导体设备出口。”外贸部的人带来消息，语气有些紧张。
周凯却笑了：“没关系，该买的核心专利我们已经拿到了。他们现在才想起堵，晚了。”
他走到窗前，看着南方工厂里彻夜不息的灯火。那些从日本买来的设备正在运转，那些买断的专利正在转化，那些新申请的中国专利正在积累。这就像一场静默的赛跑，日本在为虚幻的房产泡沫冲刺，而中国，正在为未来的技术霸权铺路。
1988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温和。周凯收到了专利局送来的一份统计报告：这一年，中国的民用技术专利申请量突破了10万件，是三年前的五倍。其中，有三成是在引进日本技术的基础上改良创新的“衍生专利”。
他摩挲着报告上的数字，仿佛看到了十年后的场景——当中国的高铁驰骋在世界各地，当中国的5G技术覆盖全球，当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跑遍欧美，那些今天买下的专利、申请的保护，都将成为最坚实的后盾。
“这才只是开始。”周凯轻声说。
窗外的月光洒在办公桌上，照亮了那份厚厚的专利清单。在大多数人还在为眼前的产能欢呼时，他已经为这个国家，埋下了对抗未来风浪的隐形防线。而那些沉迷于赌桌的日本人，终将在泡沫破裂的那天，才明白自己输掉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