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6日，上午8时，凡尔登西岸，法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
菲利普·贝当将军站在掩体的观察窗前，手中的望远镜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愤怒。透过镜片，他看到默兹河东岸升起的数十道烟柱——那是德军炮火在轰击他昨天还控制的阵地；他看到西岸“钟楼山”上飘扬的德国军旗——那是不到八小时前还属于法国的制高点。
“他们渡河了，”他的声音冰冷如凡尔登三月的寒风，“在我的防区，在我的眼皮底下，一个整师的德军渡过了默兹河，占领了钟楼山，建立了桥头堡。”
指挥部里鸦雀无声。军官们垂首肃立，没人敢直视这位以铁腕着称的将军。三天前，贝当刚刚接替因为丢失杜奥蒙堡而被解职的埃尔将军，奉命“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凡尔登”。而现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日，德军就在他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参谋长夏尔·芒然上校小心翼翼地递上报告：“将军，根据前线回报，德军使用了新式武器——装甲战车。我们的士兵没有应对经验，导致了……”
“我不需要借口！”贝当猛地转身，将望远镜重重拍在桌上，“我需要反击！我需要把德国人赶回默兹河东岸！我需要让那些柏林贵族明白，凡尔登是法兰西的领土，一寸也不会让！”
他大步走到作战地图前，手指狠狠戳在钟楼山的位置：“这里。今天日落前，必须夺回。需要多少部队？”
芒然快速计算：“德军在桥头堡估计有一个加强团，约三千人。考虑到地形和敌军火力，我们需要至少两个师才能确保……”
“给你三个师！”贝当打断他，“第56师、第72师、还有殖民地第3师。告诉他们，我不接受‘尝试’，只接受‘成功’。让炮兵集中所有火力轰击桥头堡，让空军侦察渡河点，让工兵准备炸桥。我要让那些渡过默兹河的德国人有来无回！”
命令如电流般传遍整个防线。法军这台战争机器，在被德军的突袭打懵后，开始以惊人的效率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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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15分，法军炮兵阵地，默兹河西岸纵深
弗朗索瓦·勒克莱尔上尉蹲在潮湿的炮兵观测所里，通过剪式望远镜观察着六公里外的钟楼山。作为第72炮兵团的观测官，他的任务是引导炮火覆盖那个该死的桥头堡。
“风向西南，风速每秒4米，湿度85%，”他对着电话筒报告，“目标区域清晰可见。观测到德军正在构筑工事，至少四门迫击炮已部署在山顶。”
电话那头传来炮兵指挥官的声音：“收到。第1营150毫米榴弹炮准备就绪。请提供射击诸元。”
勒克莱尔调整望远镜的十字线，对准钟楼山主峰的一个明显目标——一棵被炸得只剩半截的橡树，昨天还是法军前沿观察哨的参照物。
“基准点：残存橡树。方位角035，距离6150米。建议第一轮试射。”
“试射一发，装填！”
几秒钟后，远处传来沉闷的炮声。勒克莱尔盯着目标区域，等待炮弹落下。
二十秒后，炮弹爆炸。烟尘在橡树右前方约一百米处升起。
“修正：向右修正30密位，减50米。”
“收到。全营齐射准备！”
勒克莱尔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个营的十二门150毫米榴弹炮，每门炮每分钟能发射三发炮弹。一次齐射就是三十六发高爆弹，覆盖面积相当于两个足球场。而这样的齐射会持续多久？十分钟？二十分钟？直到炮弹打光或目标被彻底抹去？
“开火！”
雷鸣般的炮声从后方传来，不是一声，不是几声，而是连绵不绝的轰鸣，像大地本身在咆哮。勒克莱尔看到钟楼山上瞬间绽开数十朵黑红色的死亡之花，烟尘和火焰吞没了山顶。
但他没有时间欣赏这毁灭的景象。他的工作是修正、引导、确保每一发炮弹都落在正确的位置。
“第一轮齐射落点偏左约50米，建议全体向右修正5密位。”
“收到。继续射击。”
炮击持续着。勒克莱尔看到德军阵地上升起越来越多的烟柱，看到隐约的人影在奔跑、卧倒、消失。但他也看到德军的还击——迫击炮弹落在法军前沿阵地，机枪火力试图压制法军步兵的集结。
战争就是这样：你打击敌人，敌人打击你，直到一方撑不住。
“观测到德军炮兵反击，”他报告，“位置大约在默兹河东岸，杜奥蒙堡东南方向。建议压制射击。”
“已记录目标。第2营将处理。”
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冷静专业。这就是现代战争：杀戮变成了数字游戏，死亡变成了效率问题，而像勒克莱尔这样的人，只是这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负责确保机器运转得更精确、更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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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30分，法军第56步兵师集结地
亨利·杜邦中士检查着他的步枪，第五次。枪膛干净，撞针完好，子弹充足。但这无法缓解他胃部那种空洞的紧张感。作为参加过马恩河、香槟、阿图瓦战役的老兵，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听好了，新兵们，”他对着排里那些年轻的面孔说，“冲锋时不要直线奔跑，用Z字形路线。遇到机枪火力立即卧倒，寻找掩体。手榴弹要在足够近的距离投掷，但别太近把自己炸了。最重要的是——”
他停顿，确保每个人都在听：“别停下。停下就是死。要么你冲过去杀死德国人，要么德国人杀死你。没有第三条路。”
新兵们紧张地点头。有些人脸色苍白，有些人不停吞咽，有些人手指神经质地摩擦着十字架或亲人照片。
杜邦理解他们的恐惧。三年前，1914年8月，他第一次上战场时也一样害怕。但现在，恐惧已经变成了某种更沉重的东西：一种深深的疲惫，一种对死亡的熟悉，一种知道无论多么勇敢或幸运，最终都难逃一劫的宿命感。
“还有五分钟，”排长拉菲特少尉走过来，声音嘶哑，“炮兵会再轰击十分钟，然后我们冲锋。目标：钟楼山山顶。第72师从左侧配合，殖民地师从右侧。我们要把德国人赶下山，赶过河，赶回他们来的地方。”
“如果他们不下山呢？”一个新兵怯生生地问。
拉菲特少尉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那就让他们永远留在山上。作为尸体。”
集结地响起炮火延伸的信号——三发绿色信号弹升空。这意味着炮击将向前延伸，为步兵冲锋清理道路。
“准备！”杜邦大喊。
士兵们站起身，检查装备，最后一次深呼吸。杜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他的妻子玛丽和两个女儿，1914年夏天在里昂公园拍的。那时战争还没开始，世界还正常。
他吻了吻照片，放回口袋。
“为了法兰西！”拉菲特少尉举起手枪，“前进！”
“前进！”
数百名法军士兵跃出掩体，开始向钟楼山冲锋。起初是相对有序的散兵线，但随着地形变得陡峭，随着德军火力开始还击，队形逐渐被打乱。
杜邦以之字形路线奔跑，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子弹在周围呼啸，有人中弹倒下，有人被炮弹炸飞。他不敢停，不敢看，只是不断前进。
半山腰，他们遇到了第一道德军防线——不是正规堑壕，而是利用地形临时构筑的射击阵地。机枪火力从三个方向扫来，压制了前进路线。
“迫击炮！我们需要迫击炮！”拉菲特少尉大喊。
但迫击炮班被拖在后面，正在艰难地爬山。
杜邦看到一个机会：左侧有一道天然沟壑，可以迂回到德军阵地侧面。他打手势，带着半个排的人向沟壑移动。
沟壑深而窄，里面满是泥水和碎石。他们艰难地爬行，尽量压低身体。枪声、爆炸声、惨叫声从头顶传来，但沟壑里相对安全。
大约五十米后，沟壑转向，通往德军阵地的侧后方。杜邦小心地探出头观察：四个德军机枪阵地呈半圆形布置，正在向正面冲锋的法军射击。阵地后方只有少数警戒士兵。
他数了数手榴弹：四枚。正好。
“你，你，你，你，”他点了四个士兵，“每人负责一个机枪阵地。等我信号，同时投弹。其他人准备冲锋，手榴弹爆炸后立即冲上去。”
士兵们点头，脸色紧张但坚定。
杜邦深吸一口气，举起手，然后猛地挥下。
四枚手榴弹同时飞出，划出弧线落向德军机枪阵地。德军哨兵发现了，大声警告，但太迟了。
爆炸声几乎同时响起。两个机枪阵地被直接命中，另外两个被破片波及。机枪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惨叫声和德语呼喊。
“冲锋！”
杜邦第一个跳出沟壑，端着步枪冲向最近的阵地。一名德军士兵正挣扎着从废墟中爬出，满脸是血。杜邦没有犹豫，刺刀刺入对方胸口，感受到那种可怕的阻力，然后拔出。
其他法军士兵也冲了上来。近身战斗在几个阵地同时爆发，刺刀、工兵铲、枪托、拳头、牙齿——当生死攸关时，任何东西都能成为武器。
杜邦的刺刀卡在了一名高大德军的肋骨间，他不得不放弃步枪，拔出手枪。一名德军士兵从侧面扑来，被他用手枪柄砸中太阳穴倒地。另一名德军举枪瞄准，但被一名法军新兵从背后用铲子砍中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