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五分钟后结束。四个机枪阵地，约三十名德军士兵，全部被消灭。法军损失了九人。
杜邦喘息着，从一具德军尸体上拔出自己的刺刀，重新装回步枪。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肾上腺素。
“继续前进！”拉菲特少尉喊道，他的手臂被弹片划伤，但仍在指挥，“山顶就在前面！”
他们继续向上冲锋。但越接近山顶，抵抗越激烈。德军显然意识到了侧翼的突破，调集了预备队封堵缺口。
战斗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逐米争夺，逐屋战斗，逐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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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2时，钟楼山山顶东侧
汉斯·拜尔中士和他的排被困在了一个半塌的混凝土掩体里。法军的反击比预期更猛烈、更坚决。三小时前他们还控制着整个山顶区域，现在只剩下几个孤立据点。
掩体里挤满了伤员和疲惫的士兵。弹药即将耗尽，食物和水早已没有。最糟糕的是无线电坏了，他们与后方失去了联系。
“中士，还有多少子弹？”一名年轻士兵问，他的肩膀被子弹打穿，简单包扎后仍在战斗。
“每人不到十发，”拜尔如实回答，“手榴弹用完了。”
“援军呢？”
拜尔望向掩体外的战场。可以看到法军正在从三个方向压缩包围圈，可以看到德军的迫击炮阵地一个接一个被摧毁，可以看到渡河点遭到猛烈炮击，浮桥可能已经被炸断。
“我不知道，”他最终说。
这不是士兵想听的答案，但这是真相。战争中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被遗忘——被遗弃在敌后，没有援军，没有退路，只有等死。
拜尔检查了自己的武器：步枪子弹七发，手枪子弹三发，刺刀一把。如果法军冲进来，这些最多能杀死三四个敌人，然后他就会被杀死。
他拿出怀表。表盖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打碎了，玻璃裂纹如蛛网，但安娜的照片还在，只是沾上了血迹。他用袖子擦拭，但血迹已经干了，擦不掉。
“很漂亮，”旁边一个伤兵看到了照片，“你的妻子？”
“未婚妻。本来计划1914年圣诞节结婚。”
伤兵苦笑：“战争改变了一切，不是吗？”
确实。如果没有战争，拜尔现在可能是个小学教师，和安娜在柏林郊区有个小房子，有一个或两个孩子，过着平凡但完整的生活。但现在，他在这里，在凡尔登的山顶上，很可能死在这里，而安娜只会收到一封冰冷的阵亡通知书，或许还有这只有血迹的怀表。
“中士！法军上来了！”
拜尔收起怀表，爬到射击孔前。确实，一队法军士兵正小心翼翼地接近掩体，大约二十人，呈散兵线展开。
“准备战斗，”他平静地说，“等他们进入三十米再开火。节省子弹，瞄准射击。”
士兵们各就各位。伤员也拿起了武器，那些还能动的人。没有人大喊大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种沉重的沉默。这是最后时刻的平静，是接受命运后的释然。
法军越来越近。五十米。四十米。三十五米。
拜尔瞄准了领头的法军士兵——一个看起来经验丰富的老兵，动作谨慎而专业。他扣动扳机。
枪声响起，老兵倒地。其他德军士兵同时开火，法军卧倒还击。
子弹打在掩体墙壁上，混凝土碎片四溅。一颗手榴弹从门口滚进来，嘶嘶冒烟。
“手榴弹！”
拜尔本能地抓起手榴弹扔回去。爆炸在掩体外响起，传来法军的惨叫声。
战斗短暂停顿。法军显然没料到掩体里还有这么多抵抗者，暂时后撤重整。
“他们还会再来，”拜尔说，“下次可能会用火焰喷射器或爆破筒。”
一名士兵突然说：“中士，我听说法军不留俘虏。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渡河部队。”
拜尔没有回答。他听说过同样的传闻。凡尔登的战斗已经超越了常规战争的规则，变成了民族仇恨的宣泄。法军对德军在战役初期使用毒气、对平民区的炮击、对杜奥蒙堡守军的屠杀（法军声称的）怀有深深的怨恨。
“那么我们就战斗到最后，”他只是说，“不为胜利，不为荣誉，只为了让死亡变得昂贵些。”
掩体里再次沉默。有人开始低声祈祷，有人写着最后的信，有人只是闭上眼睛休息。
拜尔检查了最后几发子弹。他想起训练时教官的话：“士兵的职责不是理解战争，而是执行命令。”但他现在没有命令可以执行，没有上级可以请示，只有自己和周围这些同样被困的人。
外面突然响起不同的声音——不是步枪或机枪，而是某种沉重机械的声音，还有柴油引擎的轰鸣。
“坦克！”有人惊呼。
拜尔爬到射击孔，看到两辆德国坦克正在爬上山坡，向掩体方向驶来。坦克上的机枪正在向法军扫射，主炮不时开火。
法军的包围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坦克后面跟着一队德军步兵，大约一个连的兵力。
“援军！是我们的援军！”
掩体里爆发出短暂的欢呼，但立即被克制——战斗还没结束。
坦克停在了掩体外二十米处，步兵迅速展开，建立防线。一名军官跳下坦克，跑向掩体。
“里面还有多少人？”他问拜尔。
“能战斗的十二人，伤员九个。”
“能走的立即撤退到第二道防线。重伤员……我们会尽力带走，但不能保证。”
拜尔组织撤退。能走的士兵互相搀扶着离开掩体，向坦克后方的安全区移动。重伤员被放在担架上，由担架兵抬走。
当拜尔最后一个离开掩体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战斗了六个小时的地方。混凝土墙壁上布满了弹孔，地面是血迹和空弹壳，角落里堆着用尽的医疗包和破损的装备。
这就是战争留下的痕迹：不是英雄史诗，不是光辉胜利，只是这些丑陋的、临时的、即将被炮火再次摧毁的废墟。
他跟随部队后撤到第二道防线——距离山顶约三百米的一道山脊，已经被工兵匆匆构筑了防御工事。
从那里，他看到法军重新占领了山顶。三色旗再次升起，在硝烟中飘扬。
德军失去了钟楼山，但守住了桥头堡。法军夺回了制高点，但未能将德军赶过河。
平局？僵局？还是下一轮血腥争夺的开始？
拜尔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还活着，今天还活着。
远处，炮声再次响起。法军在巩固山顶阵地，德军在炮击渡河点，双方都在为下一轮战斗做准备。
战争还在继续，凡尔登还在燃烧，默兹河还在流淌，带走鲜血，带走生命，带走一切除了仇恨和毁灭。
拜尔找到一处相对干燥的地方坐下，检查武器，等待下一次命令。他的怀表还在口袋里，安娜的照片还在怀表里，血迹还在照片上。
这就是他的战争：不是地图上的箭头，不是参谋部的计划，不是将军的野心。只是活着，战斗，失去，继续。
而在凡尔登的这片山坡上，在1916年3月6日的这个下午，成千上万的德国和法国士兵，都在经历着同样的战争，同样的生活，同样的死亡。
法军的反击被遏制了，德军的攻势被阻挡了，双方都“略占上风”，但谁也没有真正胜利。
这就是凡尔登的真相：没有胜利者，只有幸存者。而幸存本身，已经是一种奢侈，一种奇迹，一种用无数死亡换来的暂时喘息。
拜尔闭上眼睛，试图休息。他知道很快会有新的命令，新的战斗，新的死亡。
但至少现在，这一刻，他可以呼吸，可以感受心脏的跳动，可以知道自己还活着。
在凡尔登，这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