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内蒙古试飞基地。
辽阔的草原上，晨曦照亮了六架庞然大物的银灰色机身。修长的后掠翼在晨光中投下巨大的阴影，四组独特的共轴反转螺旋桨静静停转——这是即将交付部队的强-5战略轰炸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最新成果。
黄文瀚手持检查清单，沿着停机坪逐一核对。程大斌从塔台快步走来，军大衣的下摆被草原的风吹得猎猎作响。
“全部通过。”程大斌递过最终报告，“六架飞机，所有系统检查完毕，符合交付标准。”
黄文瀚接过那份厚重的文件，目光在最后一页的批准签字栏停留。从一九三五年在陕北韩城画出第一张草图，到如今真机列阵待发，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四年。
“老程，”他声音有些沙哑，“十万青年赴智利学技术，三千人随总指挥回国建工业……今天，总算交出了一份像样的答卷。”
程大斌望向机群，眼中同样闪烁着复杂的光芒。他想起了那些年在智利铜矿旁搭建的简易实验室，想起了朱琳亲自教授航空原理的夜晚，想起了第一批从智利学成归国的青年技术员们青涩而坚定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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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整，交付仪式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开始。
来自中部战区的接收人员列队站立。这些经历过解放战争的飞行员和地勤，此刻仰望着强-5庞大的机身，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基地司令员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草原上回荡：“同志们！今天，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强-5，正式交付人民空军！这是十万青年赴智利学习、二十年艰苦奋斗结出的硕果！”
掌声如潮水般涌起。
飞行大队长赵卫国走向编号“强-5001”的首架飞机。机身上，八一军徽鲜艳夺目。他伸手触摸冰冷的金属蒙皮，感受着精密的铆接工艺——这工艺，正是当年在智利学习的青年工人们带回来的技术。
“赵大队长，”地勤负责人上前介绍，“强-5，最大起飞重量一百八十五吨，最大载弹量二十吨，最大航程一万两千公里。装备四台共轴反转涡桨发动机，单台功率六千五百马力。”
“共轴反转？”赵卫国重复这个专业术语。
“两组螺旋桨同轴反向旋转，抵消扭矩，提高效率。”地勤负责人语气自豪，“这是我国完全自主的设计。油耗比传统涡桨低15%，航程增加20%。”
赵卫国绕机检查。巨大的弹舱门敞开着，复杂的挂架系统可混合装载二十吨各类弹药。他抬头看向机背、机腹和机尾的四座遥控炮塔——每座装备一门30毫米机炮。
登上舷梯，驾驶舱内仪表板排列整齐。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型导航系统，显示屏泛着淡淡的绿光。
“这套系统采用了国产芯片。”试飞员介绍道，“自动导航、地形跟踪、电子对抗……目标坐标输入后，飞机可自主完成大部分飞行任务。”
“国产芯片？”赵卫国惊讶。
“上海电子厂的最新成果。”试飞员笑了，“总指挥说，未来飞行员要专注于战术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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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时整，起飞命令下达。
四组共轴反转螺旋桨同时启动，独特的轰鸣声如巨兽苏醒。这声音与任何现有飞机都不同——低沉、有力、充满韵律。
强-5001率先滑向跑道。加速，抬轮，离地，动作一气呵成。紧接着，其余五架依次起飞，在空中编成整齐的楔形队形。
观礼台上，黄文瀚仰头目送机群远去，久久不语。
程大斌拍拍他的肩：“想起在智利的日子了？”
“想起一九三〇年，”黄文瀚声音很轻，“总指挥带我们回国时，在船上她说：‘我们要造的不仅是飞机，更是一个国家的脊梁。’”
“现在脊梁挺起来了。”
“还不够。”黄文瀚转身，“东部战区的接收组已经到沈阳了，第二批八架下月交付。然后是南部战区……最后是澳洲。”
程大斌点头。他想起了秦川——那位从湖南一起逃难到智利的老战友，如今坐镇澳洲。强-5的航程，从澳洲北部基地起飞，足以覆盖整个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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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沈阳飞机制造厂正为伊拉克订单全力运转。
第一批十五架歼-1战机已完成总装。生产线上，老师傅王德发带着徒弟们仔细调试30毫米机炮系统。这位一九二一年赴智利的八级技工，如今已是厂里的技术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