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认真检查！”王德发声音洪亮，“这批飞机要出国，代表的是中国制造！从智利学来的手艺，不能丢人！”
车间主任周振华巡视生产线，心中感慨。若不是“引蛇出洞”计划需要完善火龙二号涡喷发动机，厂里的研发力量本可更早投入到涡扇和共轴反转发动机上。
但朱总指挥的决策是对的——用即将淘汰的技术转移敌人视线，为真正先进的研发争取时间。现在，火龙二号在苏联量产，而我们的强-5已经装备了更先进的共轴反转发动机。
“主任！”调度员跑来，“内蒙古厂发来的发动机到货了，第三批轰-4明天可以开始总装。”
“按计划推进。”周振华看着生产进度表，“告诉同志们，伊拉克的定金已到账，咱们要在三个月内完成全部备件和后续维护系统的复产准备！”
“是！”
车间的广播播放着激昂的乐曲。在这旋律中，中国航空工业正沿着既定的轨道加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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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第二批强-5交付东部战区。
六月，第三批交付南部战区。
每一次交付都在战区引起震动。飞行员们很快爱上了这种新型轰炸机——它航程远、载弹量大、电子设备先进，最重要的是，它从设计到制造的每一个环节，都镌刻着“中国创造”的印记。
在南海方向的一次远程演练中，四架强-5从海南起飞，经巴士海峡绕飞，全程九千公里，返航时燃油余量仍达30%。
演练总指挥在总结会上激动宣布：“强-5的服役，将我国战略威慑范围扩展至第二岛链！以前不敢想的任务，现在已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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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澳洲达尔文港，碧海蓝天。
五艘万吨货轮正在装载赤红的铁矿石。巨大的抓斗精准地将矿石投入船舱——这是本月发往上海宝钢的第九批矿石。
港口不远处的新城区，来自湖南、四川、山东的移民们正在建设新家园。政府分配的土地上，第一季小麦已泛起金黄。这些一九三〇年后陆续移民的家庭，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找到了新的生活。
秦川站在港口办公楼顶层，用望远镜观察着繁忙的港区。这位当年的西北抗日救国军副军长，如今是澳洲特别行政区负责人。
“司令员，”参谋递上电报，“国内通知，配属我部的强-5轰炸机将于下月开始交付。首批十二架，配套地勤与弹药同期启运。”
秦川仔细阅读电文。他的目光在“航程公里”、“载弹量20吨”等数据上停留，握着电报的手微微用力。
从达尔文起飞，强-5的作战半径可覆盖整个东南亚，远及印度洋东部。这意味着澳洲防务将提升到全新高度。
“通知基地，”秦川沉声道，“按最高标准准备接收工作。跑道扩建，机库建设，所有设施必须在本月内完成。”
“是！”
参谋离开后，秦川望向窗外。又一艘满载矿石的货轮鸣笛启航，驶向遥远的祖国。更远处的农场里，移民们正驾驶着国产拖拉机收割庄稼。
他想起了智利的那段岁月。一九二〇年，朱琳带领三千人远赴南美；一九二一年后，十万青年陆续赴智利学习；一九三〇年，他们带着技术、设备和报国之心返回故土。
十九年过去了。
如今，他们有了世界一流的战略轰炸机，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更有了这片资源丰富的新领土。
秦川忽然想起了刘军、水生、石头、陈乾那些老战友。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各司其职，却共同撑起了这个民族的复兴之路。
但他相信，当这个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东方时，他们这些从湖南逃难开始就并肩作战的老兄弟，定能再聚一堂，举杯共饮，笑谈往昔。
窗外，夕阳将海面染成金色。
一架运-4运输机在机场降落，新一批移民抵达。舷梯上走下的男女老少，眼中都映照着新生活的希望。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正以坚实的步伐走向未来。
而他，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人——那些曾在智利苦学技术、如今奋战在各条战线的人们——就是这步伐中最坚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