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李萍拿着电报匆匆返回：“总指挥，水生司令回电：四座以加固民船为基墩、覆以厚木板的浮桥已于两小时前全部贯通！最后一批城内搜救出的百姓正在过江，预计还需一天时间方可完全撤离完毕。届时，浮桥将全力保障军队撤离！”
指挥部内紧绷的气氛为之一松。有了这条切实可行的退路，绝望中仿佛照进了一丝光亮。
朱琳站起身，斩钉截铁：“命令：明日（2月6日）凌晨起，所有南京城内及城外尚能联系上的国军部队，按既定序列，开始有序经浮桥向江北撤退！ 优先运送伤员，携带必要轻武器，重型装备…就地破坏或设置诡雷。”
一位川军老将军霍然站起：“总指挥！你们西北军怎么办？我们一起走！”
其他将领也纷纷附和。朱琳摇摇头，露出一丝疲惫却坚定的微笑：“我们必须留下来垫后。鬼子不是傻子，一旦发现我们大规模撤退，必定疯狂扑上来。没有一支有力的部队断后，谁也走不了。诸位放心，我自有安排。执行命令吧！”
命令迅速传达。当撤退的指令终于明确下达，一种混合着悲壮、解脱与最后疯狂的情绪，在苦战已久的国军各部中蔓延开来。他们知道自己即将撤离这座死守了近五十天的城市，也许能活下去，而这一切，是用无数袍泽的鲜血和断后部队的牺牲换来的。
最后的爆发。
2月5日，农历大年初五的下午和黄昏，成为了南京守军（尤其是国军部队）在城下最后的、也是最绚烂的爆发。
所有库存的武器被打开，无论是相对精良的民24式重机枪、ZB-26轻机枪、德制毛瑟步枪，还是老旧的汉阳造、巩式步枪，全部被分发给还能战斗的士兵。弹药不再节省，像泼水般向日军倾泻。
从城内仓库搬出的各式火炮、迫击炮，哪怕炮管已经灼热，也被推到一线，进行最后的急促射。
西北抗日救国军所剩不多的防空高炮也被临时放平，粗大的炮弹直轰日军步兵密集区和轻型装甲目标。
川军的怒吼、湘军的血性、粤军的剽悍、黔军的坚韧、滇军的勇猛、桂军的亡命、以及中央军嫡系最后时刻迸发的荣誉感……所有地域、所有派系的隔阂在这一刻消散。他们只为同一个目的：用最猛烈的火力，为明天的撤离扫清障碍，震慑敌军！
这突如其来的、不计代价的全线反扑，让日军措手不及。他们本以为守军已是强弩之末，没想到在“撤退”前夜，竟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战斗力。多处阵地前，日军被凶狠的反冲击打退，丢下了更多的尸体和装备，整整四道前沿防线在守军决死的反扑下易手或被打成无人区。
天空，最后一舞。
南京机场，张文博看着地勤人员为仅存的几架“轰-2”和所有“歼-1”挂上最后的炸弹和满载的机炮弹链。“兄弟们，”他对围拢过来的飞行员和地勤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从南京起飞了。目标：江阴方向，日军重新集结的区域和江面任何可见目标。把所有的‘礼物’，都给他们送过去！为地面兄弟们的撤退，敲响最后的战鼓！”
战机呼啸升空，奔赴最后的战场。在江阴上空，他们将所有剩余的毁灭，尽情倾泻在日军头上，地动山摇，火光映红了长江。江阴要塞，那门仅存的、伤痕累累的要塞炮，在炮手们满是血污的脸上，依然闪烁着倔强的光芒，对着江面不时发出沉重的轰鸣，仿佛古都最后的叹息。
夜幕下的准备。
下关码头，四座浮桥在夜色中如同四条扭动的巨龙，横跨长江。水生站在码头高处，看着最后一批百姓的身影消失在江北的黑暗中，长长舒了口气。他转身对电报员说：“发电：百姓转移完毕。浮桥通道已清空，随时可接应军队过江。”
命令传到卫戍司令部。朱琳立刻召集国军将领，进行最后的部署。
“诸位，就是今夜。”她指着地图，“各部按预定序列、路线，向浮桥运动。记住：第一，带上所有能带走的伤员，一个都不能丢下！ 第二，撤退前，在所有放弃的阵地、工事、街垒、建筑内，埋设地雷、诡雷，将无法带走的炮弹、炸药设置成诡雷或引爆装置！我们要留给鬼子的，只能是一片废墟和死亡陷阱！ 明白吗？”
“明白！”众将轰然应诺。
夜色深沉，南京城内，最后的调动在寂静与紧张中有序进行。伤员被搀扶、抬上简易担架；士兵们默默检查武器，将多余的手榴弹捆扎起来；工兵们在关键路口、建筑入口忙碌着布置最后的“礼物”。而城墙之上，西北抗日救国军的哨兵眼睛依然明亮，警惕地注视着城外日军阵地闪烁的篝火。他们将为这座城，为正在撤离的战友，站最后一班岗。
江风呜咽，带着硝烟和未散的血腥气，吹过布满弹痕的城墙。漫长的坚守，终于到了落幕的前夜。生存与牺牲，撤退与断后，所有的一切，都将在黎明到来时，迎来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