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下旬，重庆。
硝烟尚未散尽，山城各处仍在冒烟。朱琳派出的技术团队乘坐三架改装后的轰-2运输机降落在白市驿机场，机上除了新型雷达设备，还有二十名精通电子对抗和预警系统的工程师。
“这是最新式的脉冲雷达，”带队的工程师王启明向重庆防空司令部介绍，“探测距离一百五十公里，可以提前二十分钟预警。”
军统局长戴笠亲自到场，看着那些复杂的设备，眼中闪过希望的光芒：“有了这些，下次鬼子再来，我们就能提前准备。”
与此同时，延安的代表团来到重庆。在周恩来带领下，一行人来到较场口隧道入口——五天前，这里因轰炸导致近千人窒息死亡。
“同志们，同胞们，”周恩来站在临时搭建的悼念台前，声音沉重而坚定，“这场轰炸让我们看清了敌人的残忍，也看清了团结的重要。无论陕北、重庆，还是延安，我们都是中国人。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打败侵略者。”
人群中，许多重庆百姓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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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草原，秘密机场。
十二架轰-4战略轰炸机在跑道上列队待发。石头站在塔台里，看着气象报告：“明天凌晨三点，北海道有低气压系统，可以掩护我们进入日本领空。”
“司令，还是炸东京吗？”副官问。
“不，”石头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炸大阪。冈村宁次炸重庆，我们就炸他的老家。”
这并非偶然选择。大阪是日本关西地区的工业中心，也是冈村宁次出身地。更重要的是——大阪师团，那个以经商闻名、作战消极的日军部队，士兵大多来自大阪地区。
“要让日本人知道，”石头冷声道，“你们炸我们的百姓，我们就炸你们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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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28日凌晨，日本大阪。
居民们还在睡梦中。虽然东京被轰炸后，日本加强了防空，但大阪距离中国更远，防备相对松懈。
凌晨三点四十分，十二架轰-4出现在大阪上空。飞行高度一万米，远超日军高射炮射程。
“投弹！”
三十二吨燃烧弹从天而降。这种特制的燃烧弹内含铝热剂和白磷，专门针对日本的木质建筑。
轰！轰！轰！
爆炸声此起彼伏，火焰如地狱之花在夜空中绽放。木结构房屋在高温下瞬间燃烧，火势借着夜风迅速蔓延。
“救命啊！”
“快跑！”
街道上，惊慌失措的日本民众四处奔逃。但火势蔓延太快，许多人被困在火海中。
一个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冲出家门，却被倒塌的房梁砸中。火焰吞噬了她的身体，婴儿的哭声在火海中戛然而止。
更悲惨的是那些躲进防空洞的人——和中国重庆一样，日本的防空洞同样缺乏通风设备。许多人不是被烧死，而是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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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时后，轰炸结束。
大阪市区三分之一陷入火海。消防队拼命扑救，但火势太大，直到天亮才逐渐控制。
死亡人数初步统计超过五千，伤者过万，二十万人无家可归。
日本皇宫，裕仁天皇脸色铁青：“八嘎！立刻组织反击！”
但轰-4已经返航。当日本零式战机赶到时，只看到一片废墟和仍在燃烧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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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山西某地。
大阪师团第四联队的士兵们正在集市上做买卖——这是他们的特色，打仗不积极，做生意一流。
“新鲜的山药，便宜卖了！”
“山西老陈醋，正宗货！”
联队长佐藤一郎甚至开起了小酒馆，专门卖给路过的中国商队。这位商人出身的军官，对战争毫无兴趣，只想赚钱。
这时，一个通信兵跌跌撞撞跑来：“联队长！大阪……大阪被炸了！”
“什么？！”佐藤手中的算盘掉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