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里，零点钟声敲响。
“全国人民，新年好！”
1947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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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灯笼还没取下，程大斌回到了包头。
他从苏联回来了。
两年时间，他在乌拉尔山下帮助苏联建起了完整的战略轰炸机生产线。从铸造车间到总装流水线，从质量检验体系到试飞测试流程，中国人手把手地教会了苏联人如何大规模生产B-29级别的重型轰炸机。
而苏联付出的代价，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十七个大型矿场的三十年开采权。铁、铜、铝、镍……这些工业的血液，将沿着漫长的铁路线，一年一年地运往中国。
“辛苦了。”朱琳在机场迎接他，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
程大斌黑了，瘦了，但眼睛很亮：“不辛苦。就是有点想家——在苏联过年，吃他们那个红菜汤和黑面包，怎么吃都不是味儿。还是咱们的饺子香。”
车队驶向第七研究室。路上，程大斌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两年不见，草原还是那片草原，但路更宽了，车更多了，远处还出现了成片的厂房。
“变化不小。”他说。
“等你进了研究室，变化更大。”朱琳微笑道。
果然。
当程大斌踏进第七研究室的大门时，他愣住了。
巨大的总装车间里，一架飞机的骨架正在成型。那尺寸、那结构——绝对不是轰-4或者轰-6那种级别的飞机。中央翼盒的宽度就超过八米，主起落架的轮胎有一人高，机身的半成品躺在地上，像一条金属巨鲸。
“这是……”
“‘鲲鹏’战略运输机。”黄文瀚走过来，递给他一顶安全帽，“最大起飞重量两百二十吨，最大载重八十吨，航程九千公里。能装两辆坦克，或者三百个全副武装的兵。”
程大斌接过安全帽，手有点抖。他干了一辈子航空，从仿制美国的轰炸机，再到帮助苏联建生产线——他见过很多飞机。
但没有一架，能和眼前的这个骨架相比。
“动力系统呢？”他问。
“两种配置。”黄文瀚带他走到车间另一头，“这边是‘鲲鹏之心’，涡桨发动机，单台一万四千五百马力，四台合计五万八千——这是战略型的动力。”
他又指向另一个区域：“那边是‘平衡之力’，涡轮螺旋桨，共轴反转设计，单台一万三千八百马力，振动小、效率高——这是战役型的动力。两种发动机的安装接口通用，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换装。”
程大斌走到“平衡之力”的样机前。他围着发动机转了一圈，目光落在那两组反向旋转的螺旋桨上。
“共轴反转……这个思路……”他喃喃道。
“朱总指挥提的。”黄文瀚说，“解决了大功率单轴螺旋桨的扭矩平衡问题。这东西要是装在轰炸机上……”
两人对视一眼，都想到了同一个画面。
“等等。”程大斌忽然问，“这发动机测试完了，怎么还放在这儿？不该装机测试吗？”
黄文瀚笑了：“程总工，您刚回来还不知道——‘鲲鹏’是第一优先。运输机平台不搞定，其他所有衍生型号都得等着。这发动机啊，”他拍拍冰凉的金属外壳，“先在仓库里吃几天灰。等‘鲲鹏’飞起来了，就该轮到它上场了。”
他压低声音：“到时候，咱们造个四发共轴反转的大家伙，航程一万二，载弹二十吨，绕着太平洋飞一圈都不用落地——那才是真正的战略轰炸机。”
程大斌的眼睛亮了。他抬头看向车间那头正在成型的“鲲鹏”骨架，又看看眼前的发动机，最后看向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
地图上，从中国到美洲，从北极到澳洲，一条条红色的航线已经标了出来。
“什么时候能飞？”他问。
“今年年底。”朱琳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西北厂和包头厂同时开工，四百多个车间三班倒。六月份完成总装，七月份开始地面测试，十月份首飞，年底前完成基础科目试飞。”
她顿了顿，看向程大斌：“你回来的正好。总体结构这边还需要一个掌舵的。黄文瀚负责动力系统，你负责机体和系统整合——怎么样，程总工，这个担子，敢不敢接？”
程大斌戴上安全帽，扣紧系带。
“接。”他就说了一个字。
从这一天起，“鲲鹏”项目组多了一位总工程师。程大斌带着从苏联回来的经验，带着二十年航空工业的积累，一头扎进了那个巨大的飞机骨架里。
而“平衡之力”发动机，真的被送回了仓库。它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静静等待，等待着属于它的时刻到来。
仓库的管理员每天都会来巡检。他总能看到那台银灰色的发动机，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峻的光。有时候他会想：这东西装在轰炸机上，会是什么样子？
他想象不出来。
但很快，整个世界的空军将领们，都会亲眼看到。
1947年的春天，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到来。草原上的积雪开始融化，嫩绿的草芽钻出地面。而在巨大的厂房里，一双铁翼正在生长。
它很大，大得能遮蔽太阳。
它很强，强得能托起一个国家的雄心。
它的名字，叫鲲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