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景良转身，脸上露出复杂的笑容：“所以有些话，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建国兄，我这个人，骄傲了一辈子，从没跟人低过头。但今天，我要说——跟你合作，我放心。跟你做朋友，我踏实。”
他走回桌前，拿起酒瓶，把最后一点酒均分在两个杯子里：“这杯酒，敬你。也敬我们这个时代。”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霍景良说：“我准备立遗嘱了。霍氏在内地的所有项目，我想交给建国集团来承接。不是卖，是合作。我儿子守成有余，开拓不足。你不一样，你有格局，有担当。”
李建国郑重道：“景良兄，这责任太重了。”
“就是因为重，才要交给你。”霍景良目光炯炯，“那些项目，有些在西部山区，有些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利润不高，但能带动就业，能改变一方水土。我儿子看不上，但我知道，你看得上。”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初步意向书。你看完再答复我。但今晚，我不是以霍氏董事长的身份跟你谈，我是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托付后事。”
李建国接过文件，没有立刻翻开，而是认真地说：“景良，医疗的事，要不要再想想？我在瑞士认识几个心脏专家——”
“不用了。”霍景良摆摆手，“七十多岁，够了。我这辈子，该享的福享了，该受的罪也受了。唯一遗憾的，是有些事明白得太晚。”
他重新坐下，语气平和下来：“建国，你说人这一生，追求什么？我年轻时要证明自己比父亲强，中年时要积累财富，老了想要留名青史。可现在想想，都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李建国问。
“心安。”霍景良缓缓吐出两个字，“像你这样，上对得起国家，中对得起朋友，下对得起子孙。晚上睡觉踏实，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夜深了，两位老人并肩站在窗前，看着维港夜景。
“还记得1997年7月1日吗？”霍景良忽然问。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一群人在会展中心外面，看着五星红旗升起。”
“对。当时我站在你旁边，听见你小声说了一句话。”霍景良转过头，“你说，‘回家了’。”
李建国眼睛有些湿润：“是啊，回家了。”
“所以，”霍景良拍拍他的肩，“我的那些项目，交给你，就是交给一个真正把这里当家的人。我放心。”
离开会所时，已是凌晨。李建国的车在门口等候，霍景良坚持送他到车前。
“建国兄，”临别时，霍景良忽然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做朋友。但那时候，我要向你学习，不只做个成功的商人，更要做个像你这样的人。”
车子驶入夜色。后座上，李建国打开那份文件，第一页是霍景良的亲笔信：
“建国兄：人生七十古来稀，回首往事，有憾无悔。憾在明白太晚，悔在计较太多。霍氏内地项目三十六项，皆利国利民之业，托付于君，九泉可瞑。他日若见成效，不必告我，我自知晓。老友景良绝笔。”
李建国合上文件，望向窗外。香江的夜，依旧繁华。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四合院的那个冬夜，父亲对他说的话：“做人，要像咱轧钢厂的钢，经得起锤炼，担得起重量。”
这一生，他努力做到了。
而今晚，霍景良的这声“服了”，或许就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注脚。
车子穿过海底隧道，驶向港岛的另一端。那里，有等他回家的妻子，有正在成长的子孙，有未完的事业，有还在延续的梦想。
李建国知道，路还很长。但这一生，能得三五知己，能做一番事业，能无愧于心，足矣。
而霍景良的那句“跟你合作，我放心”，将成为这个时代里，两个老人之间，最珍贵的承诺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