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6章 新千年的展望(1 / 2)

第526章:新千年的展望

1998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主会场内,来自全球的政商精英们正在就“全球化与新经济”展开激烈辩论。当主持人宣布下一位发言者是“中国建国集团董事长李建国先生”时,会场出现了短暂的安静——这是该论坛历史上首位在主论坛发表演讲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七十一岁的李建国走上讲台,没有西装革履,而是一身深灰色中山装。他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目光扫过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微软的比尔·盖茨,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IBM的郭士纳,—中国代表团团长。

“女士们,先生们,”李建国的英语带着中国口音,但清晰有力,“在讨论未来之前,请允许我回顾三个历史瞬间。”

大屏幕上出现三张照片:第一张是1958年,年轻的李建国在轧钢厂机床前;第二张是1979年,他在香江简陋的办公室里查看第一份电子元件订单;第三张是1997年,他在香江回归仪式现场。

“从一台机床,到一间办公室,到一个历史时刻——这就是我和我的国家走过的路。”李建国切换PPT,“而今天,我想说的是,这条路即将转向一个新的方向。”

屏幕上出现醒目的标题:“未来二十年:信息、连接与可持续能源的三重革命”

会场响起一阵低语。盖茨身体前倾,格鲁夫推了推眼镜。

“根据我们的研究,”李建国继续,“未来二十年,世界将经历三场相互关联的革命:第一,通信技术从2G到3G再到4G的跃迁,移动互联网将改变一切;第二,智能终端普及,手机会成为人体器官的延伸;第三,传统能源模式难以为继,新能源将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坚定:“所以今天,我代表建国集团宣布:从1998年起,集团将向通信、互联网智能终端、新能源三大战略方向全面转型!”

全场哗然。

一位欧洲电信巨头的高管举手提问:“李先生,据我所知,贵集团的主要业务是制造业、地产和金融。突然转型到这些高技术领域,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储备和人才?”

“问得好。”李建国点头,“事实上,我们已经准备了五年。”

大屏幕上出现一组数据:

1993年,投资5000万美元与美国高通公司合作研发CDMA技术

1995年,在深圳成立“建国通信实验室”,挖来贝尔实验室的华人专家

1996年,收购台湾一家濒临破产的芯片设计公司

1997年,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新能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

“至于人才,”李建国微笑,“中国每年有30万工科毕业生,这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人才库。我们需要的,是给他们一个舞台。”

盖茨举手:“李,微软正在开发Wdows CE系统,你认为移动设备真的会取代PC吗?”

“不是取代,是互补。”李建国回答,“但在某些场景——比如即时通讯、移动支付、位置服务——手机会做得更好。比尔,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台随身电脑,它不叫笔记本,叫手机。”

演讲结束后的酒会上,李建国被各国企业家团团围住。日本索尼的社长担忧地问:“李桑,您提出要造智能终端,但日本在消费电子领域有几十年积累……”

“出井先生,”李建国礼貌但坚定,“日本企业擅长把东西做精,但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是快速迭代和生态构建。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合作——比如,你们做硬件,我们做系统和应用。”

中国代表团团长,用中文低声说:“建国同志,你这个转型宣言,魄力很大啊。国内有些人担心,是不是太冒进了?”

李建国恭敬地回答:“不是冒进,是不得不为。我算过一笔账:如果我们现在不布局,十年后,中国的通信设备市场会被爱立信、诺基亚、思科瓜分;手机市场会被摩托罗拉、诺基亚垄断;新能源技术会被欧美日控制。到那时再追赶,代价是现在的十倍。”

“三件事。”李建国直截了当,“第一,尽快发放3G牌照,给国内企业试错空间;第二,加大基础科研投入,特别是半导体和电池材料;第三,支持企业‘走出去’收购关键技术,不要怕人家说‘买不来现代化’——有些技术,先买来,再消化,再超越,这是捷径。”

“你这个思路,和有些人不一样。”中国代表团团长意味深长地说。

“因为我看过另一条路。”李建国声音低沉,“1950年代,苏联援建156个项目,我们学会了造机床、炼钢铁。1990年代,如果再用同样的思路,学到的就应该是造芯片、写软件。技术转移的窗口不会永远开着,现在不抓住,下一代人会骂我们。”

当晚,李建国在酒店房间里召开了越洋视频会议。屏幕上,京都、香江、深圳、硅谷四地的集团高管悉数在线。

“达沃斯的发言,明天会见报。”李建国开门见山,“转型不是口号,是生死之战。现在我宣布具体部署。”

他对着镜头,一项项下达指令:

“第一,通信板块。成立‘建国通信技术公司’,三年内投入50亿人民币,主攻3G标准和设备研发。目标:2001年推出第一款商用3G基站,2003年参与中国3G标准制定。”

“第二,智能终端板块。成立‘建国电子’,启动‘星辰计划’——研发中国人自己的智能手机。我不要翻盖,不要键盘,要触摸屏,要能上网,要能装软件。时间表:2000年出原型机,2002年量产。”

硅谷分部的娄晓娥在屏幕上说:“建国叔,触摸屏技术和移动操作系统是两大难点。苹果和Pal都在研发类似产品,我们是否考虑合作或收购?”

“双管齐下。”李建国决断,“一方面接触Pal,谈技术授权;另一方面,在上海组建操作系统团队,基于Lux开发我们自己的系统,代号‘麒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