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能源板块。这是最长线的投资，但必须现在布局。”李建国继续说，“重点两个方向：光伏发电和锂电池。光伏瞄准德国和日本市场，锂电池瞄准未来电动汽车。”
负责该板块的陈景明提问：“技术路线怎么选？光伏有晶硅和薄膜两种，锂电池也有多条技术路径。”
“都试。”李建国说，“成立三个平行研发团队，用不同的技术路线赛马。每年投10亿，连续投十年。我不要求短期盈利，只要技术突破。”
屏幕上的高管们纷纷记录。这些决策意味着，未来三年集团利润将大幅下滑，股价可能承压。
周卫国在视频里苦笑：“建国，董事会那边压力会很大。特别是香江的一些老股东，他们习惯每年高分红。”
“那就开股东大会，我亲自解释。”李建国毫不退让，“告诉他们，要眼前的分红，还是要十年后一百倍的价值？要赚快钱，还是要参与改变世界的浪潮？让他们选。”
他顿了顿，语气缓和：“老周，你帮我去做工作。就说我李建国用四十七年时间，从没让大家亏过钱。这次，信我最后一次。”
会议持续到凌晨。结束时，李建国单独留下了长子李文博。
“爸，”李文博在视频里说，“MIT的几位教授对我们的转型很感兴趣，特别是通信和新能源。他们希望深度合作。”
“可以，但合作模式要创新。”李建国说，“不要简单的捐钱建实验室。我要‘联合实验室+风险投资+产业化’三位一体。教授有想法，我们出钱孵化，成果共享，产业化收益分成。你去谈，把硅谷那套模式和中国实际结合。”
“明白。”
“还有，”李建国看着儿子，“你博士快毕业了，想清楚要做什么了吗？是留在MIT做研究，还是回来？”
李文博沉默片刻：“我想回来，做芯片。爸，您说的智能手机、通信设备，最核心的都是芯片。我们不能再依赖进口了。”
李建国眼睛一亮：“好！我给你30亿，在上海张江建芯片设计中心。名字我都想好了——‘华芯微电子’。但你记住，这不是集团的项目，是你的项目。你全权负责，我只问结果。”
“压力太大了……”
“不大怎么做大事？”李建国笑了，“我十六岁扛起一个家，二十五岁设计轧辊，四十二岁闯香江。你今年二十八，正是干事的时候。”
挂断视频，窗外达沃斯的雪山在月光下泛着银光。李建国走到阳台，零下十度的寒风吹在脸上，却让他格外清醒。
手机响了，是林婉清从香江打来的。
“还没睡？”
“刚开完会。你呢？”
“在看你的演讲直播录像。”林婉清声音温柔，“建国，你站在那个讲台上，说‘未来二十年’的时候，我想起了1958年，你在轧钢厂大会上说‘这台机器我能改进’。”
李建国笑了：“那时候年轻，不知天高地厚。”
“现在呢？”
“现在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所以更知道该往哪儿走。”李建国望着远方的星空，“婉清，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父亲能看到今天，他会说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他会说，”林婉清轻声说，“‘我儿子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挂断电话，李建国在寒风中站立良久。
新千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而他已经听到了未来的脚步声——那是数字洪流奔涌的声音，是信息爆炸的声音，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新技术时代重新出发的声音。
建国集团的转型，不只是商业决策，更是一个承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时代，对下一代人的承诺。
他回到房间，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起草《建国集团1998-2018二十年战略规划纲要》。
第一句话是：“我们正站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时间节点上。信息革命、能源革命、生物技术革命交汇于此。建国集团的使命，是在这三重革命中，为中国赢得一席之地。”
第二句话是：“这条路，比过去四十七年走过的任何路都难。但正因其难，才值得走。”
写完，他合上电脑，看向东方。
那里，太阳即将升起。
新的一天，新的世纪，新的征程。
而他，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