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市电信局的大门，是那种老式的水刷石门柱，上面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庄重肃穆。
何雨水站在门口，有些紧张地整理着衣襟。她今天穿了一身崭新的蓝色列宁装——这是用李建国给的钱，连夜在裁缝铺赶制的。虽然料子普通，但裁剪合身，衬得她整个人精神了许多。
“别紧张。”李建国在一旁说，“记住，你是邮电学校优秀毕业生，是组织分配来的。挺直腰杆。”
何雨水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接待他们的是人事科的一位女同志，姓孙，四十多岁的样子，说话干练。看了何雨水的派遣证和相关材料，她点点头：“何雨水同志，欢迎你。你的岗位分配在长途台，负责长途电话的接转。这是重要岗位，需要认真细致。”
“谢谢孙科长，我一定努力工作。”何雨水声音有些发紧。
“宿舍安排在东楼三层，307房间，四人一间。这是钥匙。”孙科长递过一把铜钥匙，“今天先安顿，明天早上八点，到三号楼二楼会议室参加新职工培训。”
手续办得出乎意料地顺利。当何雨水拿着分配单和宿舍钥匙走出人事科时，还有些恍惚——这就……成了？
“走，去看看宿舍。”李建国接过她手里的网兜——里面装着被褥和简单的生活用品。
宿舍楼是五十年代建的苏式建筑，三层红砖楼，走廊宽敞。307房间朝南，阳光很好。四张铁架床，两张书桌，四个铁皮柜，陈设简单但干净。
同宿舍的另外三个女孩还没到。何雨水选了靠窗的一张床，李建国帮她把被褥铺好，暖壶、脸盆放在床下，毛巾晾在铁丝上。
“哥，您坐。”何雨水用新买的杯子倒了水——暖壶里的水是早上从家里灌的，还温着。
李建国接过水杯，环视了一下房间：“条件不错。以后就在这里安心工作生活。有什么事，可以给我厂里打电话。”
“嗯。”何雨水坐在对面的床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哥，长途台的工作……难吗？”
“技术不难，难的是责任。”李建国认真地说，“你接转的可能是重要的工作电话，甚至是军线。每一个操作都要准确，不能出错。还有，听到什么，都要保密，这是纪律。”
何雨水郑重地点头：“我记住了。”
“另外，”李建国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两本书，“这是《电信业务手册》和《保密守则》，有空多看看。业务要熟，规矩要懂。”
何雨水接过书，抚摸着封面。她知道，建国哥为她考虑得，比她自己还周全。
安顿好后，李建国要回厂里了。送他到楼下时，何雨水忽然说：“哥，等我发了第一个月工资，我请您和婉清姐吃饭。”
李建国笑了：“好。到时候叫上你柱子哥，咱们一起吃顿饭。”
看着李建国骑车远去的背影，何雨水站在宿舍楼门口，久久没有动。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她抬起头，看着电信局院子里高高的电线杆和纵横交错的线路，忽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几天前，她还是个为毕业分配发愁的学生；现在，她已经是个有单位、有宿舍、有前途的国家职工了。
这一切，都因为那个人。
回到房间，另外三个舍友陆续到了。一个叫张秀英，北京本地人，父亲是邮递员；一个叫王丽娟，天津人，说话快言快语；一个叫陈晓梅，上海来的，带了一堆精致的日用品。
四个女孩很快熟悉起来。听说何雨水是邮电学校毕业的，张秀英羡慕地说：“你是科班出身啊，真好。我是顶替我妈的班进来的，好多业务都得从头学。”
“互相学习。”何雨水腼腆地笑。
下午，她们一起去了单位的小卖部，买了信纸信封、肥皂牙膏等日用品。何雨水看到货架上有水果糖，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一小包——不是自己吃，是想周末去看婉清姐时带上。孕妇多吃糖好，建国哥说的。
晚上，躺在崭新的被褥里，何雨水失眠了。
铁架床有些硬，宿舍里还有陌生的呼吸声和淡淡的雪花膏味道。但她心里满满当当的，是感激，是憧憬，是想要好好干出一番成绩的决心。
她想起来邮电学校报到的那天，也是建国哥送的她。那时候她怯生生的，连跟老师说话都不敢大声。建国哥对老师说：“这孩子聪明，肯吃苦，就是家里困难。请老师多关照。”
这些年，每次遇到坎，都是建国哥拉她一把。
中考成绩出来，她考上了中专，但学费生活费没着落。是建国哥说：“去上，钱的事不用操心。”
三年中专，每个月按时送到她手里的生活费，从没间断过。
实习期间，别人都找关系想留北京，她不敢想。是建国哥默默帮她铺好了路。
何雨水翻了个身，眼泪悄悄滑进枕头。
她想起早逝的母亲，想起那个虽然疼她但没什么本事的哥哥傻柱，想起院里那些或冷漠或算计的邻居。然后想起建国哥，想起婉清姐，想起他们给她的每一次温暖。
“我一定……一定要争气。”她在心里默念。
第二天开始，新职工培训。
培训老师是个严肃的中年男人，第一堂课就强调：“电信局是国家的神经中枢。你们手里接转的每一个电话，都可能关系到国家大事、重要工作。在这里工作，首先要政治可靠，其次要业务过硬。”
何雨水听得格外认真，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
实操培训时，她第一次坐上了长途台的工作席。面前是庞大的交换机和密密麻麻的塞孔，耳机戴在头上，手里拿着塞绳。老师示范如何接转一个从北京到上海的长途电话：问清要哪、要谁、报出工号、插塞、振铃、接通……
动作要快，记录要准，口齿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