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盼儿插嘴，“我想当医生。”
“好，都考，都考。”何天良笑。
看着女儿们，他觉得日子有盼头。过去的苦难，就让它过去吧。
柳家湾这边，变化最大。
蒋大刚杀猪的手艺好，这几年政策松了，他除了给公社食品站杀猪，自己也偷偷接私活——谁家要杀猪，找他，他收点辛苦费，还能得点猪下水。
日子越过越红火。去年，他把土坯房推了，盖了三间砖瓦房。青砖红瓦，亮堂堂的。
刘玉兰——现在该叫蒋刘氏了，但她还是习惯别人叫她玉兰——这几年胖了些，脸上有了血色。蒋大刚对她不错，不打不骂，钱也交给她管。
蒋旭平十五岁，上初三。蒋阳平十二岁，上初一。两个孩子都随了蒋大刚的姓，在村里小学读书。蒋大刚对他们视如己出，每天杀猪回来，总会带点好吃的。
“旭平，阳平，吃饭了！”蒋大刚嗓门大，一喊半条街都听得见。
两个孩子跑过来，一个接书包，一个递毛巾。蒋大刚咧着嘴笑，满脸横肉都舒展开。
只有蒋青萍——何青萍，是个例外。
她十六岁了，出落得亭亭玉立。皮肤白，眼睛大，两条辫子又黑又长。在村里，她是公认的俊闺女。可性子冷，不爱说话，看人的眼神总是凉飕飕的。
她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三，成绩中等，不拔尖也不垫底。老师找她谈话：“青萍，你聪明，多用点心，能考县重点。”
她点头：“嗯。”
可回去该怎样还怎样。上课听一半，作业写一半，剩下的时间，她就盯着窗外发呆。
她在想什么？没人知道。
刘玉兰有时会看着她，心里发毛。这个女儿，她越来越看不懂了。十六岁的孩子，眼神却像六十岁，深不见底。
“青萍，”有天晚上，刘玉兰试探着问，“你想考高中吗？”
“想。”蒋青萍说。
“那得用功啊。”
“嗯。”
对话到此为止。刘玉兰想再说点什么，可看着女儿平静的脸，话又咽了回去。
算了，随她去吧。只要不惹事就行。
何家村这边，变化最小，也最大。
老宅修好后，张翠花搬了回去。但她不是一个人住——村里给她安排了个五保户待遇，每月有八块钱补助，三十斤粮票。何天培和何天能每月给的赡养费照旧，加起来也有十块钱。
钱不少，可张翠花的日子不好过。
她的疯病越来越重了。整天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见人就骂。
“何天培！你个不孝子！你爹怎么死的？你心里清楚！”
“何天能！你跑长途撞死人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何天良！你媳妇偷人！你戴绿帽子！”
骂得越来越难听，越来越离谱。村里人从同情到厌烦，现在干脆绕着她走。
只有村支书王保国还管她。每月送补助款时，会去看她一眼。
“张婶子，吃饭了吗？”
“吃个屁！”张翠花啐一口，“我儿子不给我饭吃！要饿死我！”
其实她柜子里有米有面，锅里还有剩菜。可她就是觉得，所有人都要害她。
何天培和何天能偶尔回村，给她送钱送东西。她收下，但转头就骂。
“假惺惺！装什么好人！”
何天培站在老宅门口，听着里面的骂声，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大哥，走吧。”何天能拉他。
两人默默离开。走到村口时，何天培回头看了一眼。
老宅的烟囱冒着炊烟，可那烟冷冷的，没有温度。
这个家，真的散了。
1977年的春天，就在这样的变化中，悄悄来临。
何承平在题海里奋战，何禄平在车间里复习，何虹平在准备中考。来儿在服装厂踩缝纫机，念儿在灯下啃书本。蒋旭平在写作业，蒋阳平在玩弹珠。蒋青萍在看着窗外发呆。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向着未知的未来，缓缓前行。
而历史的车轮，已经悄然转动。
恢复高考，只是开始。
更大的变革，还在后面。
何家的故事，也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