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板点点头，像是信了，又像是不全信。他重新戴上老花镜，从柜台下取出本旧账册，翻了翻，说：“我堂兄在保定府衙当书吏，倒是能帮上些忙。不过——”
他抬头看马伯庸：“这事得从长计议。马管事若真有意，三日后，还是这个时候，您再来一趟。我给您准话。”
“好。”马伯庸拱手，“那马某就等陈老板的信。”
货搬上驴车，马伯庸出了铺子。腊月的冷风吹在脸上，刺骨头。他回头看了眼陈记香烛铺的招牌，木头旧了，漆也剥落了些，在风里微微晃着。
成了吗？还没成。但至少，线放出去了。
回到贾府，把香烛交到库房，记了账。马伯庸回到自己那间小屋——在倒座房最里头，一丈见方，除了一张炕、一个旧柜子、一张小桌，再没别的。窗纸又破了个洞，冷风咝咝地往里钻。
他坐在炕沿上，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打开，里头是几张银票，面额都不大，加起来刚好五十两。还有几块碎银子，是日常零花的。
这些钱，是他十年的积攒。在贾府当管事，月钱不过二两，这些年靠着采买的油水、年节的赏赐，一点点攒下来。不容易。
他把银票一张张抚平，又仔细包好，藏进炕洞里——那里头有个暗格，是他自个儿掏的，除了他，谁也不知道。
藏好钱，他躺到炕上。被褥单薄，炕也没烧，冷得人蜷起身子。
三天。等三天。
这三天里，他照常在府里当差。腊月里事多，各房都要预备年货，采买的单子一张接一张。马伯庸打起精神应付，该核价核价，该派车派车，脸上还是那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腊月二十七，马伯庸又去了陈记香烛铺。
这次他没要货，空着手去的。陈老板像是知道他会来，店里没旁人，连伙计都打发到后头去了。
“马管事请坐。”陈老板从柜台后搬出个凳子。
两人都没急着说话。陈老板泡了壶粗茶，倒了两碗。茶不好，梗多，但热腾腾地冒着气。
“我堂兄回信了。”陈老板喝了口茶，慢慢说，“保定城南，离城十五里，有个叫十里铺的庄子。庄子里有处院子，正房两间，厢房一间，带个小院，有口井。主家急着用钱，开价四十五两。”
马伯庸心跳快了一拍：“院子……干净吗？”
“干净。”陈老板说，“原主是个老秀才，无儿无女，去年过世了。远房侄子来料理后事，不想留这产业，要变现带走。地契房契都齐全，过户就能办。”
“四十五两……”马伯庸沉吟，“能再压压吗？”
“我堂兄说，最多压到四十二两。再低，人家就不卖了。”陈老板看着他，“马管事若觉得行，我就回话。不过——”
他顿了顿：“这钱怎么给？房契怎么写？马管事可想好了？”
马伯庸从怀里取出那个布包，推到陈老板面前：“这里是五十两。四十二两买房，剩下的八两，二两给陈老板吃茶，六两打点衙门和您堂兄。房契……就写我表舅的名字，周安。”
他递过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周安”二字，还有生辰籍贯——都是他编的，但编得周全。
陈老板接过布包，没打开，在手里掂了掂，又推回来：“钱先不急。等我堂兄那边办妥了，过户时再给。这八两打点的钱，我收下，事成之后，再谢。”
这是老成做法。马伯庸点点头，把布包收回怀里：“那……什么时候能有信？”
“快则半月，慢则一月。”陈老板说，“过户得本人到场，或者有委托文书。我堂兄会想法子办妥，马管事不必亲自去。等办好了，房契我交给您。”
“稳妥吗？”马伯庸问得直接。
陈老板笑了笑：“马管事，我在这条街上开了二十年店，靠的就是‘稳妥’二字。”
话说到这份上，够了。
马伯庸起身，深深作了一揖：“那就全拜托陈老板了。”
“客气。”陈老板也站起来，“只是有一句，得说在前头——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将来无论怎样，都只是您表舅周安在保定买了处院子，跟您马管事，跟我陈某人，都没半点关系。”
“我明白。”马伯庸重重点头。
出了铺子，天色阴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街上行人匆匆，都在为年节忙活。马伯庸沿着街走，脚步比来时轻快了些，可心里那块石头，只是从左边挪到了右边——还在那儿压着。
他知道，这只是头一步。院子买下，不过是有了个壳。真要住进去，要安顿，要谋生，路还长着呢。
但至少，头一步迈出去了。
回到贾府，还没进角门，就听见里头乱哄哄的。小厮跑来说：“马管事，您可回来了！琏二奶奶那边传话，说祭祖的香烛不够，让赶紧再备些！”
“知道了。”马伯庸应着，脸上又挂起那副恭顺的表情，小跑着往库房去。
一边跑，一边想：保定，十里铺，周安。
这些名字，像一颗颗种子，悄悄埋进了土里。什么时候发芽，能不能长成，都不知道。
但种子埋下了，就有指望。
他推开库房的门，冷风跟着灌进去，吹得里头的灰尘打着旋儿飞起来。在飞舞的灰尘里，马伯庸眯了眯眼，心里那点微弱的火苗，悄悄地，又亮了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