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冬至，仰城的雨带着热带独有的黏腻寒意，淅淅沥沥地敲打着总理府的琉璃瓦，仿佛天地也在低语，诉说着这个时代的不安与动荡。雨滴顺着屋檐滑落，串成珠帘，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微弱的光。楚礼伫立在二楼办公室的回廊里，指尖夹着的香烟已燃至尽头，猩红的火光在阴湿的空气中微微跳动，像是一颗即将熄灭的心脏。烟灰积了长长一截，终于承受不住重量，轻轻断裂，飘落在青石板上，被雨水瞬间打湿，化作一缕无声的叹息。他微微缩手，指尖传来一阵灼痛，却并未扔掉烟头，只是静静凝视着那点余烬，仿佛在与整个时代对峙。
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发亮，映出斑驳的光影，宛如一面破碎的镜子，倒映着远处兴南园（主席府）那座融合了闽南飞檐与南洋骑楼风格的主楼。那建筑巍峨而沉静，檐角高高翘起，如展翅欲飞的凤凰，悬挂的铜铃在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沉闷而悠远的响声，像是这个时代沉重的喘息，又像是历史在低吟。每一声铃响，都仿佛在提醒着人们：一个旧秩序正在崩塌，而新世界尚未诞生。
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刚刚挂断，听筒还带着余温，仿佛仍残留着通话时的紧张与凝重。外交部部长林文涛的声音犹在耳畔，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压抑：“总理，最后一批驻华兴国专家已经安全抵达仰城港，共三百七十二人，其中包括十七名顶尖的核物理研究员和航天工程师。他们带走了所有核心资料，连实验记录本都没留下一页。”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华兴国那边……只派了一名外交部礼宾司的科员送行，连句正式的道别都没有。连最基本的外交礼仪都放弃了。”
楚礼没有立即回应，只是缓缓闭上眼。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人员撤离，更是一场盟友关系的彻底断裂。曾经，华兴国是兴南国在文化、血缘与政治上最亲密的“母国”；几十年来，两国共享语言、文字、节日，甚至共同抵御外侮又共同建设发展合作多年。可如今，“大革命”的风暴已席卷东方大地，将一切温情脉脉的纽带撕得粉碎。理想成了狂热，团结化为猜忌，曾经的兄弟，如今形同陌路。
他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在墙上悬挂的巨幅地图上。那是一幅精心绘制的南洋地图，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红色箭头与蓝色虚线，仿佛一张巨大的战略棋盘。兴南国的疆域以醒目的明黄色标示，像一颗镶嵌在中南半岛南端的明珠，熠熠生辉。而在地图的北方，那个曾经被兴南华人视为精神故乡的华兴大地，此刻正被一片代表着动荡与混乱的红色阴影笼罩，边界模糊，局势不明。
办公桌上，那份刚刚由机要秘书送来的密电静静躺着。深绿色的信封上印着苏联国徽——那柄镰刀与锤子在昏光下泛着冷峻的金属光泽，封口处的火漆印完好无损，却透着一股不容忽视的压迫感。楚礼用裁纸刀轻轻划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俄语的印刷体工整而冰冷，每一个字母都像是一颗钉子，敲进他的神经：“尊敬的兴南国总理楚礼阁下：鉴于当前亚洲局势日益紧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愿与兴南国建立全面军事合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先进武器装备、联合军事演习、共享情报网络。我方提议租借金兰湾作为海军基地，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威胁。作为回报，我方将向贵国转让核潜艇核心技术，并协助贵国建设海底战略打击力量……”
“全面军事合作？”楚礼低声重复着这几个字，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中却无半分笑意。苏联的野心昭然若揭——所谓的“合作”，不过是想将兴南纳入其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成为其在南洋牵制梅国的前沿堡垒。金兰湾，那片位于兴南东南沿海的天然深水良港，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一旦被苏联租借，无异于在自家门口架起了一门大炮，随时可能指向自己。
他将密电轻轻放在桌上，指尖在“核潜艇技术”几个字上轻轻敲击，眼神复杂。兴南的军事工业虽经三十年发展已具规模，核潜艇这类尖端领域更是世界顶尖。苏联的技术静音方面粗糙不堪——以他们的机械加工精度，核潜艇在北冰洋启动，兴南仰城的声呐系统都能清晰捕捉到其航迹——但其核反应堆、导弹发射系统与深海耐压技术，仍具相当参考价值。可即便如此，他也不愿以主权为代价换取短暂的技术跃升。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机要秘书陈默推门而入，神色凝重，手中捧着一份加急电文：“总理，梅国白宫特别代表约翰·霍华德先生已抵达仰城国际机场，乘坐的是空军一号专机的护航机，随行人员包括五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和三名五角大楼军方代表。他通过外交渠道明确表示，希望立即会见楚阳主席，议题涉及‘区域安全与共同防御’。”
楚礼的眉头微微一蹙，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苏联的密电刚到，梅国的特使就接踵而至，两大超级大国的目光同时聚焦在兴南这片土地上，像两头猛兽盯住一只独行的猎物。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然拉开序幕。他抬头望向窗外，雨势似乎更大了，总理府前的广场上，几名穿着雨衣的士兵正持枪站岗，他们的身影在雨雾中显得格外挺拔，如同这座国家最后的防线。
“知道了。”楚礼沉声道，声音低沉却坚定，“通知外交部，按最高规格接待霍华德特使，安排国宾馆‘南洋厅’，但告诉他，楚阳主席正在主持国防会议，暂时无法会见。请他先休息，我会在下午三点与他会面，代为传达主席的问候与立场。”他顿了顿，语气加重，“另外，立即备车，我要去总统府见主席，此事必须当面商议。”
陈默应了一声，迅速转身离去。楚礼再次拿起那份苏联密电，又看了一眼桌上刚刚打印出来的霍华德特使的简历。约翰·霍华德，五十一岁，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历任梅国驻联合国大使、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事务顾问，以精明强干和强硬立场着称，是梅国总统最信任的心腹重臣之一。他的到来，绝非礼节性访问，而是一次战略施压。
他将密电和简历一并放进特制的防窃听公文包，拿起挂在衣架上的黑色风衣。那风衣是特制的，内衬嵌有防辐射层，曾由兴南情报局从瑞士定制，象征着他在国家权力核心的地位。走到门口时，他停顿了一下，回头望向墙上的地图。明黄色的兴南国疆域在红色与蓝色的包围中显得格外醒目，就像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孤立无援，却倔强前行。
楚礼默念着兴南建国以来的立国准则——“自立、自主、自强”，推开门，走进了雨幕。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混合着未熄灭的烟味，让他的头脑更加清醒。他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关乎兴南的命运。在苏梅两大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兴南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不站队、不依附、不退让的中间道路。这不是理想主义的幻想，而是生存的唯一选择。
军委会的主楼里，楚阳正站在窗前，目光深邃地望着远方。这位年近七旬的国父头发已有些花白，两鬓如霜，但精神矍铄，脊背挺直如松，眼神中透着超越年龄的智慧与威严。他穿着一身深色中山装，纽扣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方，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支老式钢笔，那是1930年建国时一位老华侨赠送的礼物，笔身已磨出包浆，却始终未曾更换。那支笔，仿佛是他信念的象征——朴素、坚定、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