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改革剥夺了地方行政官的部分司法缉捕权，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
但在如此庞大而诱人的“新蛋糕”面前，那点损失显得微不足道。原有的权力拥有者，其子弟、亲朋、门生，恰恰是最有资格和资源去争夺这些新职位的人。
损失了一点旧权力，却有机会在更庞大、更有前途的新体系里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这笔账，精明的官僚们算得清清楚楚。
于是，朝堂之上出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
原本可能对“祖制”念念不忘的守旧派，此刻都在忙着研究新职位的任职资格，设法将自己人塞进去。
内阁和吏部的堂官们，办公房的门槛几乎被踏破，各方势力围绕着新官位的分配，进行着紧张而激烈的博弈与交易。
就连都察院里那些以直言敢谏着称的御史，此刻也大多将精力放在了如何为本派系争取更多“监督御史”的名额上，对于改革本身可能存在的隐患，暂时选择了视而不见。
归根结底，朱由检用一场前所未有的“官位大派送”，巧妙地瓦解了可能出现的、最顽固的阻力。
他深知，在这片土地上，最难团结的是人心，但最容易收买的，也是人心——只要你的价码，是他们无法拒绝的乌纱帽。
一场看似深刻的制度变革，其推行阻力，就这样在人性与利益的驱动下，被消弭于无形。所有的原则与立场，在几百上千顶崭新的官帽子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就是皇帝要做的事情，把食堂规模扩大化。为啥开国皇帝权力如此稳固？就是人家食堂里的位子多，人人都能来吃饭。为啥末代皇帝权力小？因为食堂人满了，等在外面的人不能进来吃饭。
这套改革最精妙之处在于：它不仅没有砸掉任何人的饭碗，反而创造了数百个新的管理岗位、数千个就业机会。那些在旧食堂外苦等的读书人，那些在体制内不得志的官员，瞬间看到了新的晋升通道。
这就是朱由检的高明之处。他深谙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与其在存量中你死我活地争夺，不如在增量中为所有人创造机会。 当人人都能在新食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时，改革的阻力自然烟消云散。
通过扩大“食堂规模”，这位穿越者皇帝正在重掌开国君主才有的主动权——不是靠杀戮立威，而是靠分配希望来凝聚人心。在这套全新的权力格局中，他再次成为了那个掌握着菜单和座次的决定性人物。
朱由检雄心勃勃的司法改革，尚在搭建框架之际，便迎来了第一桩真正棘手的诉讼纠纷。此案并非大明开国以来的第一案，却是新司法体系运行后，第一个让所有环节——从锦衣卫到刑部，再到按察使司——都感到棘手和头疼的“大明第一案”。
案情本身已足够骇人听闻：
被告李立，伙同本族及外乡共计五人，于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其胞兄李石家中，将其妻王氏轮番奸淫。
如此伦常丧尽、手段恶劣的罪行，一经由苦主李石告到县里新设的锦衣卫巡查所，立刻引起了高度重视。
锦衣卫迅速出动，将李立等五人悉数缉拿归案。人证（李石、王氏及部分邻里）、物证（被撕毁的衣物、混乱的现场）似乎确凿，按律，这伙凶徒当处以极刑。
然而，就在锦衣卫准备将案卷移交刑部派驻的公诉官，走“提起公诉”流程时，案情发生了惊天逆转。
深入侦查发现，那个看似可怜的受害者王氏，其真实身份，竟是长期从事地下卖淫活动的暗娼！ 而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那个悲愤交加、前来报官的“苦主”丈夫李石，正是她的“老鸨”，平日里的营生，就是专门为自己妻子招揽“客人”！
这一下，整个案件的性质瞬间变得模糊而复杂。
李立等人高声喊冤，辩称他们并非“强奸”，而是 “嫖宿” ！他们声称，当日是李石主动招揽，言明价格，他们支付了足额的银钱后，才与王氏发生的关系。
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是因为事后李石企图坐地起价，勒索更多钱财，他们不从，双方发生争执，李石才一怒之下，捏造了“轮奸”的罪名，前来告官。
而王氏在最初的惊吓过后，口供也变得含糊其辞，时而哭泣声称自己被强迫，时而又暗示这或许是一场“交易纠纷”。
这个案子，瞬间从一个“证据确凿的恶性轮奸案”，滑向了一个极其污秽且难以定性的灰色地带：
如果李立等人所言为真，这就是一起嫖资纠纷引发的诬告，最多按治安案件处理，与死刑相去甚远。
但如果他们是利用王氏暗娼的身份作为掩护，行强迫之实呢？暗娼，就没有拒绝的权利吗？支付了银钱，就能将强迫行为合法化吗？
这个案子，像一记闷棍，打在了朱由检精心设计的新司法体系上。
它拷问的，不仅是案件本身的事实，更是这套新体系能否应对现实世界中如此复杂、如此挑战人伦与法律界限的难题。
锦衣卫的取证工作遇到了巨大阻碍，证人口供不一；刑部的公诉官拿着案卷，眉头紧锁，迟迟难以决定是否以“强奸罪”提起公诉；按察使司的法官们也在私下议论，此案若判轻了，恐纵容恶行，有伤风化；若判重了，万一真是诬告，岂不是错杀五人？
所有人都意识到，“大明第一案”的判决，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朱由检改革后的司法，是依然僵化地套用条文，还是能展现出足以应对现实复杂性的智慧与公正？这第一炮，能否打响，此刻正悬于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