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20日，库尔斯克战役第48天，或者按照某些已经开始流传的说法——“堡垒行动”失败后的第17天。
清晨的薄雾笼罩着这片已经认不出原貌的土地。曾经的白桦林只剩下焦黑的树干，像无数指向天空的指控；曾经的农田变成了纵横交错的战壕和弹坑；曾经的道路——如果还能称之为道路的话——是泥泞、瓦砾和废弃车辆残骸组成的障碍赛道。
“巨兽”停在一片勉强能称为“高地”的土坡上，实际上只是比周围高出不到五米的隆起。但在这片被炮火犁平的平原上，这已经是难得的制高点。发动机没有启动，为了节省燃料——我们现在计算燃料不是以升为单位，而是以“还能跑几公里”为单位。
我坐在敞开的指挥塔边缘，双腿垂在坦克外，手里拿着早晨刚送来的战报。纸是劣质的再生纸，字迹模糊，但内容清晰得令人窒息：
截至8月19日24时，南翼德军已从库尔斯克突出部全线后撤平均42公里。
确认损失坦克及突击炮487辆，其中虎式重型坦克31辆。
苏军损失估计为坦克及自行火炮824辆，但情报部门备注“该数字可能被高估”。
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命令：各部继续实施弹性防御，最大化杀伤敌军有生力量，为后方构筑新防线争取时间。
弹性防御。这个词听起来多么专业，多么战术。实际上就是：且战且退，用士兵的生命和所剩无几的装备换取时间——而时间换取什么？换取更多撤退的空间？换取最终也无法守住的某条新防线？
我把战报揉成一团，塞进口袋。口袋里已经有两样东西：弗里茨·贝克尔的怀表，和我的笔记本。现在又多了一份官方承认的失败。
身后传来金属碰撞声。约阿希姆正在重新整理弹药架——这是他今天早上第三次整理弹药架了。动作机械、重复，但注意力明显不集中。十分钟前，我亲眼看到他拿起一发穿甲弹，盯着弹头看了整整半分钟，仿佛在研究上面的纹路，然后才慢吞吞地放进架子里。
“约阿希姆，”我终于开口，声音因为清晨的寒冷而有些沙哑，“炮弹不会因为你看得久就飞得更准。”
他吓了一跳，手里的炮弹差点掉下来。“对不起，车长。我只是...在想事情。”
“想什么？”
他犹豫了，目光转向东方，那里地平线上已经开始泛白。“想...如果我们遇到那种新坦克，IS坦克。上次埃里希用了四发才击毁一辆。我们现在只有九发穿甲弹。如果来三辆...”
他没说完。但我们都明白他的计算：九发炮弹，即使每发都命中，也只能对付两辆IS坦克，如果运气差点，可能一辆都摧毁不了。而苏军不会只派一两辆来。
“那就确保每发都命中要害，”埃里希的声音从炮手位置传来，他已经在那里坐了半小时，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瞄准炮塔座圈，或者车体下部驾驶员观察窗位置。那些地方装甲较薄。”
他的声音平静，专业，但我知道这只是表象。昨晚，我半夜醒来时，看到埃里希还坐在炮手位置上，眼睛贴着已经关闭的瞄准镜，手指在虚空中做着瞄准动作，一遍又一遍。他在模拟，在训练，在试图克服那场遭遇战后留下的阴影——我们都有的阴影。
“施耐德，”我转向无线电员的位置，“昨晚营部的通讯记录整理好了吗？”
年轻的无线电员抬起头，眼镜后的眼睛下有深深的黑眼圈。“差...差不多好了。车长，不过昨晚23时左右有一段通讯我不太确定，可能是干扰，也可能是苏军的假信号...”
他说话时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电台面板，那是摩尔斯电码的节奏，但不成词句，只是重复的、焦虑的敲击。自从见识了SU-152在一千四百米外摧毁虎式后，施耐德对任何异常信号都变得过度敏感。前天，他因为“截获可疑通讯”而让我们半夜紧急转移阵地，结果那只是一支迷路的德军侦察队。
威廉从坦克前部绕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扳手和一块沾满油污的布。他的右手虎口已经基本愈合，但留下了一道狰狞的疤痕。“左侧第五负重轮轴承快不行了，”他报告，声音里是纯粹的疲惫，“我暂时加固了一下，但最多再撑一百公里——如果我们还能跑一百公里的话。”
他顿了顿，看向我：“听说今天有特别命令？”
我点点头，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张相对整洁的纸——不是战报，是正式命令。“营部通知：今天上午十时，集团军参谋长将亲临前线，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表现杰出的官兵’授勋。我们车组...在名单上。”
沉默。诡异的沉默。
约阿希姆停下了整理弹药的动作。埃里希终于从炮手位置转过头。施耐德的手指停在电台面板上。威廉擦着扳手的手也停了下来。
“授勋？”约阿希姆第一个开口，声音里不是喜悦，是困惑，“现在？在我们...在战线每天都在后退的时候？”
“正是现在，”我理解他的困惑，“因为需要鼓舞士气。需要让士兵们看到，即使战况不利，英勇仍然会被表彰。”
“表彰什么？”威廉问，声音里有一丝罕见的尖锐，“表彰我们活下来了？表彰我们撤退得比其他单位更有序？还是表彰我们击毁了足够多的坦克，让苏联人追杀我们时更小心？”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上午九时三十分，我们接到前往授勋地点的命令。距离不远，就在后方三公里处的一个相对完好的村庄——如果还能称之为村庄的话。三分之二的建筑已经被毁，剩下的也弹痕累累，但至少有一栋砖石结构的教堂还屹立着，它的钟楼被炸掉了上半部分，但下半部分仍然坚固。
“巨兽”缓缓驶入村庄。街道两旁，其他部队的士兵已经列队——或者说，勉强站成了队列。他们衣衫褴褛，许多人缠着绷带，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疲惫。但当虎式驶过时，一些人抬起头，眼神复杂：敬畏、羡慕、怀疑、怨恨...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敬畏，因为虎式仍然是战场上最强大的坦克。羡慕，因为我们有相对坚固的装甲和强大的火炮。怀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再强大的坦克也改变不了战局。怨恨...因为当我们这些“精英车组”获得勋章时，更多的普通步兵正在泥泞中死去，无人记念。
我们在教堂前的广场停下。已经有三辆其他坦克在那里：一辆四号H型，炮管上有七个白环；一辆三号突击炮，车体侧面画着二十二个击杀标记；还有一辆虎式，来自第503重坦克营，它的炮管上有惊人的十九个白环。
从这辆虎式里爬出来的车长我认识——奥托·卡里乌斯，一个年轻得惊人的少尉，脸上还带着稚气，但眼睛里有老兵的冷酷。我们点头致意，没有交谈。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显得不合时宜。
十时整，仪式开始。没有乐队，没有旗帜飘扬，只有一辆半履带车驶入广场，上面站着几位高级军官。中间那位是集团军参谋长冯·曼施坦因——不，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参谋长代表，一位头发花白的上将。他穿着整洁的野战服，勋章挂满左胸，与周围脏污的环境形成刺眼的对比。
讲话简短而空洞。赞扬“东线将士的英勇”，强调“暂时的战术调整”，承诺“最终胜利”。士兵们面无表情地听着，有些人甚至闭上了眼睛——不是不尊重，是太累了。
然后开始授勋。第一个就是卡里乌斯，他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橡叶饰。当那枚银光闪闪的勋章挂在他脖子上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敬礼，转身，回到他的坦克旁。
接着是其他车组：铁十字勋章一级，铁十字勋章二级，坦克突击章...最后轮到我们。
“党卫队第二‘帝国’师重坦克连，卡尔·冯·穆勒上尉车组，”传令官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