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日，察哈尔省嘉卜寺（今内蒙古化德县）。
初春的塞北，寒风依然凛冽。这座位于察哈尔、绥远、蒙古交界处的小镇，因德王“蒙政会”驻跸及关东军顾问机构的存在，已然成为日伪控制下蒙疆地区的一个特殊“神经中枢”。镇子不大，土黄色的建筑群中，几处新修的砖瓦房格外显眼，飘扬着伪蒙政府的旗帜和关东军的太阳旗。
其中一栋戒备森严的砖房里，暖气烧得很足，驱散了屋外的寒气，却驱不散室内另一种更为凝滞的低压。
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情报）课长、陆军大佐武藤章，背对着门口，笔直地站在窗前。
武藤章今年四十三岁，面容清癯，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嘴角习惯性地微微抿着，显得冷静而克制。作为关东军内部对华、对蒙政策的重要策划者之一，他亲自操盘了与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的谈判，一手促成了“蒙古军政府”的成立，将察哈尔、绥远大片土地纳入日本“分治华北”的战略棋局。驻节嘉卜寺，既是为了就近掌控德王，也是为了更直接地推进“内蒙工作”。嘉卜寺南面就是李守信驻守的张北，北面就是德王的传统基地和王府所在地苏尼特右旗。
此刻，由于上月百灵庙发生抗日暴动，他刚刚结束与德王及伪蒙军高层关于春季“肃清”察北抗日残余力量的会议。会议成果令他基本满意，德王在枪炮和“援助”面前还算顺从，伪蒙军的整编也在按计划推进。
然而，此刻他站在这里，并非回味会议的“成果”，而是在等待——等待来自关东军司令部的正式电文。
早在近日，一些零星、混乱的消息便已通过秘密渠道传入嘉卜寺：张北方向似乎发生了大规模战斗，李守信部联络中断。
“课长。”身后传来副官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司令部的急电，已经译出。”
武藤章没有立刻转身，只是微微颔首，声音平稳无波：“念。”
“是。”副官上前一步，展开手中薄薄的译电纸，深吸一口气，开始朗读。他的声音起初还算稳定，但很快便带上了一丝僵硬：
“关东军司令部致驻嘉卜寺武藤章大佐：近期察东张北地区事态，经初步核实，情况严重。”
“一、三月七日至八日间，中国工农红军华北抗日联军（司令员秋成）部队，于张北、亮马山地区对我方及友军发动大规模突袭。”
“二、我驻张北守备中队（中队长武藤真一大尉）于长城大崖湾地区遭敌预设伏击，……全员玉碎。”
副官的声音在这里微不可察地停顿了半秒，眼角的余光飞快地扫过武藤章的背影。武藤章的肩背似乎更挺直了些，但依然一动不动。
副官继续念道，语速不由自主地加快：
“三、察东警备军司令李守信、我部派驻高级顾问田中玖大佐，在试图撤离张北时遭遇伏击，二人均……战死。”
“四、察东警备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于东洋河渡河段遭伏，基本被全歼；第二师（师长伊宝山）于亮马山地区被围后……大部投降。”
“五、张北县城失陷，城内囤积之部分物资被抗联获取。”
“此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我在察东地区对敌情侦察严重不足，对所谓‘华北抗联’之战力、决心严重误判，对依附武装之控制与应变能力存在重大疏漏！导致帝国军人无谓玉碎，帝国权威蒙受损失，苦心经营之察东局面出现破口！”
副官的声音越来越高，最终几乎是在宣读判决：
“武藤章大佐，作为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主持察哈尔、内蒙方向工作，对此次严重失利，负有不可推卸之指导责任！司令部责令你，立刻对察东现有情报、指挥体系进行彻底反省，并就此次事件提交详细报告及后续应对方案！”
“同时，司令部已命令驻多伦、沽源之第七师团的谷寿夫旅团整装集结出发，向张北方向挺进。命你立即协调德王‘蒙古军’主力自北向南夹击，配合谷寿夫旅团，对盘踞张北之抗联实施围歼作战。务必全歼该敌，收复张北，挽回帝国声誉。”
斥责令宣读完毕。
译电员的声音在念完斥责电报后并未停止。他手指微颤，翻过那页薄纸，零碎战场消息中拼凑出的、关于张北战役更具体的损失清单。
“另附：据初步核实之战场情报补充……”译电员的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他瞥了一眼武藤章僵直的背影，喉结滚动，硬着头皮继续念：
“经对战场遗骸及俘虏讯问交叉验证，确认以下人员于张北战役中玉碎：
一、武藤真一大尉，所率中队全员确认于大崖湾长城段遭伏击覆灭。
二、武藤修次少尉，原派驻伪察东警备军第二师顾问……于亮马山身亡。”
念到这里，译电员的声音已细若蚊蚋。
“武藤真一是武藤章亲弟弟；武藤修次是武藤章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