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我人生中最大的阴影来自哥哥白琮的光芒。
直到我被迫直面那个埋藏在胸腔深处的秘密，我才明白，有些阴影，足以吞噬一切光亮。
我依稀记得，九岁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冷。窗外的树枝像干枯的骸骨伸向灰蒙蒙的天空，连常青的松柏都蒙着一层死气沉沉的灰。
起初，只是持续的低烧和咳嗽，家庭医生开了些药，说是季节更替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但药吃完了，症状非但没减轻，反而添了新的——心悸。心脏会毫无预兆地狂跳起来，像一只被困在胸腔里拼命挣扎的鸟，撞得我肋骨生疼，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呼吸困难的窒息感。
父母终于重视起来，带我去做了全面检查。我记得那个全国着名的心脏科专家，看着我的超声心动图，眉头拧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
他和我父母在隔壁房间谈了许久，透过磨砂玻璃，我能看到母亲抬手拭泪的动作，和父亲瞬间僵直的背影。
家里带我去了好多大医院，但得到的结果都一致。
诊断结果像一纸冰冷的判决书：一种极为罕见的的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且进展迅猛。
医生用尽量平缓的语气解释，说我的右心室心肌正在被纤维脂肪组织悄悄取代，这影响了心脏的电传导系统，导致恶性心律失常和心衰。
“目前的药物只能暂时控制，延缓进展，”他推了推眼镜，语气沉重，“但要想根治……必须尽快进行心脏移植。而且，由于白琰小朋友的血型特殊和体内存在一种罕见的抗体，对供体的要求极其苛刻，必须在……在配型成功后的极短时间内进行活体……移植。”他微妙地停顿了一下，回避了“活体摘取”这个更血腥的词。
那时我蜷缩在宽大的检查椅上，虽然不能完全理解“活体移植”的全部含义，但“活体”两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
我知道，那意味着另一颗心脏，必须从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取下来。巨大的恐惧和负罪感瞬间攫住了我。
夜里，我在病床上偷偷哭泣，拉着妈妈冰凉的手，哽咽着问：“妈妈，是不是……是不是要有一个小朋友死了，把他的心给我，我才能活？”
妈妈总是红着眼圈，把我搂在怀里，声音颤抖地安慰：“别乱想，小琰，是……是会有无私的志愿者，他们……他们愿意在特殊情况下帮助别人……”可“志愿者”这个词，在她嘴里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父亲从国外紧急赶回，他风尘仆仆，眼底带着血丝。我鼓起勇气，在他单独陪我的时候，拉着他的衣袖，哭着说：“爸爸，我不要别人的心！我会害死别人的！我宁可自己死掉，也不要这样！”
我记得父亲那张总是波澜不惊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一种混合着痛楚、决绝和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复杂情绪一闪而过。
他用力握住我瘦弱的肩膀，力道大得几乎让我感到疼痛，声音低沉得像磐石：“别胡说，小琰！听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的……你不用管。”
那时，哥哥白琮正在大洋彼岸参与一个据说能改变某个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项目，家人商议后，决定暂时不告诉他，以免他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