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哥哥是个天才，他十几岁就已经很优秀了，不像我，注定平凡。
这样，所有的压力，以及对“志愿者”名义上的运作，都压在了父亲一个人肩上。
在我被病痛逐渐吞噬的灰暗世界里，小瑜姐是唯一温暖、鲜活的存在。
她是家里佣人李婶的女儿，李婶在我们家服务了二十多年，带大了哥哥，也带大了我，就像家人一样亲近。
小瑜姐比我大五岁，那时正是亭亭玉立的少女，梳着简单的马尾辫，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眼睛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亮晶晶的。
她不像那些小心翼翼的护士，也不像忧心忡忡的父母。她会偷偷避开医生的巡视，推着我的轮椅，带我到住院部楼下的小花园。
那时已是初春，迎春花开了零星几点鹅黄。她听我断断续续地讲述那些跳跃的幻想。
她从不打断我，也不会像某些亲戚那样，用怜悯又带着一丝“这孩子是不是烧糊涂了”的眼神看我。
她总是微微歪着头，很认真地听着，然后眨着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语气带着真诚的惊叹：“小琰，你的脑子真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都能装下呢！说不定以后，你真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
在她面前，我不是“白家那个病弱的二少爷”，不是需要被特殊关照的易碎品，我只是白琰，一个有点怪的普通男孩。她是我窒息生活中的新鲜空气，是绝望深渊边缘伸过来的一根柔韧的藤蔓。
就在我对心脏移植充满抗拒，甚至开始偷偷写下“放弃治疗”的幼稚纸条时，父亲却告诉我，医院传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找到了一位完美的匹配者，对方自愿签署了所有法律和伦理文件，同意在“意外”发生后，以最快速度进行心脏捐献。
一切都被安排得像一场精准、无声的军事行动。手术日期迅速确定，我被推进了那个冰冷、明亮得刺眼的手术室。
麻药注入静脉的感觉，像坠入一个色彩斑斓的漩涡。失去意识前，我仿佛又看到了小瑜姐那双带笑的眼睛。
手术异常顺利，顺利得仿佛命运早已写好了剧本，我们只是按部就班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颗健康、年轻、强韧的心脏在我胸腔里重新跳动起来，平稳而有力。
生命力如同退潮后再次汹涌而来的浪潮，迅速回归我这具几近枯竭的身体。
苍白如纸的脸色泛起了红晕，沉重的窒息感消失了，连指尖都恢复了久违的暖意。
我从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几乎奇迹般地变回了一个健康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