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一直有个古怪禁忌——晌午头，鬼露头，宁走夜路不赶正午走。
一代传一代，长成了无需言说的形状。其中最硬的、最不容置疑的一条，刻在每个娃娃刚会听声辨气的时候——“晌午头，鬼露头，宁走夜夜路，不赶正午走。”
晌午，指的是日头爬到正当空，影子缩到脚底板那一小会儿，村里老人抬抬枯瘦的手指，说就是城里钟表走到十二点整。
别处都说正午阳气最盛，我们这儿却相反，说那是一天里“阴阳糊了汤”的时候，阳气到了顶，反而泄了气，地缝里、老物件里、没人走的墙角阴沟里，那些凉飕飕的东西就敢探一探头。
所以，那时候，家里有门的关紧门，有活的也撂下，都在屋里眯着，连最闹腾的狗都识相地趴在窝里，只拿耳朵贴着地。
村口的老槐树，底下那口不知年岁的青石井，还有井台边总也晾不干的、泛着苔藓黑绿的水渍，是这禁忌最核心的注脚。
没人说为什么，但人人都知道，正午时分，要离那儿远远的。
我打小听着这规矩长大，骨头里也浸着对这正午阴的畏。
直到去县城上了中学，读了物理生物，知道地球自转、太阳光照，心里那点畏惧才慢慢褪了色，成了种将信将疑的、属于老辈子愚昧的模糊影子。
我堂姐林霜，是这褪色过程里最亮的一抹刮痕。
她比我大六岁，是村里飞出去的金凤凰，在省城大医院当医生，真正的科学信徒。
每次回来，说起村里的规矩，她总笑，嘴角弯得恰到好处，露出一点洁白的牙：“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些？子不语怪力乱神，咱们要讲科学依据。”
这话她说得轻松，听的人却未必舒服。
尤其是三叔公，每回听了，那张核桃皮似的脸就皱得更紧，叼着早已熄火的旱烟杆，望着堂姐匆匆来去的背影，浑浊的眼睛里有说不清的东西。
那件事发生前，堂姐有两年没回来了，听说忙，主治医师了，还要搞科研。
再回来，是因为老家有点事要办，顺道看看。她开着一辆白色的城市越野车进村时，正是上午十一点多，日头已经很毒辣，晒得土路发白，蝉吵得人心慌。
车子碾过晒蔫的野草，停在她家老屋门口，扬起一阵干燥的尘土。
她下车，还是那么利落，短发，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腕和闪着金属冷光的手表。
跟围过来的叔伯婶子打招呼，笑容标准，语气温和，但那种隔阂感，像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儿，挥之不去。
有人小心翼翼提醒：“霜啊，快晌午了，先进屋歇歇，过了这时候再说话。”
堂姐抬眼看了看天，又低头对了对手表，笑了：“正好十二点，没事，我不信那个。”
她说着，从后备箱拿出一个小行李箱，目光扫过不远处静默的老槐树和井台，“哦，对了，车上还有带给奶奶的点心，怕闷坏了，我去打点井水镇上。”
这话像颗小石子投进看似平静的池塘。
三叔公猛地咳嗽起来，几个婶子脸色变了，欲言又止。
堂姐像是没看见，从车里拿出一个保温盒，径自朝着井台走去。
她的高跟鞋踩在晒得发硬的泥地上，咔嗒、咔嗒，敲得人心头发紧。
所有人的目光都粘在她背影上，空气凝住了，连蝉鸣似乎都低了下去。
井台寂静，青石被岁月磨得光滑，中央的井口黑洞洞的，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堂姐走到井边，弯下腰，探头往下看了看。
井很深，映出一小圈晃动的、白亮的天光，和她的脸。
她放下井绳系着的小桶，轱辘转动，发出干涩吱呀的声音，在空旷的正午格外刺耳。桶下去了，传来细微的、破开水面的轻响。
她开始摇轱辘往上提，手臂动作平稳有力，完全是医生那种干练。
桶渐渐升上来，湿漉漉的，滴滴答答落下清亮的水珠。
可就在桶沿快要冒出井口的那一刻，堂姐的动作忽然顿了一下，眉头微蹙，往井里又看了一眼。
“怎么了霜丫头？”远处有人忍不住喊，声音发干。
堂姐没应声，反而加快了摇轱辘的速度。
终于，小桶被提了上来，但里面除了半桶清澈的井水，还斜斜泡着一个东西。
一个湿透了的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