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所言，确是历代治国安邦的经验之谈，臣妾深以为然。”楚昭宁首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表示自己并非要挑战根本原则。
“在物力维艰、农耕为本的时代，确保粮食安全、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确实是长治久安的第一要务。”
“抑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商业无序扩张，侵蚀农耕基础，引发社会动荡。”
她本想用资本这个词，但想了想最终改成商业。
楚昭宁话锋悄然一转：“然而，殿下，世易时移，情随事迁。”
“自十年前，土豆、地瓜、玉米这些耐旱高产之物引入，并在陛下推动下广泛种植以来，我大周应对天灾、保障基本民生的能力，已非前朝可比。”
“这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用更少的土地和人力，产出足以果腹的粮食。”
“那么，剩余的人力、物力，是否可以尝试引导向其他同样能够创造财富、甚至能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呢？”
她观察着太子若有所思的神情，继续深入剖析。
“农税，乃是国之根基，稳定，但，其增长有限。”
“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即便风调雨顺，辛勤劳作一年，所获除去自家口粮、种子、农具损耗，能缴纳给朝廷的赋税，其实非常微薄。”
“朝廷若要依靠这有限的农税，去支撑一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战争，无异于指望杯水能救车薪之火。”
“不仅力有未逮，甚至可能因为征收过甚，反而伤了农本，动摇国基，与初衷背道而驰。”
“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太子追问道。
他被楚昭宁清晰冷静的分析所吸引，但眼神中仍带着属于统治者的审慎。
“难道要放任商贾坐大？须知其弊，孤方才已言明。”
“臣妾并非主张放弃抑商之策。”楚昭宁再次强调，她知道必须打消对方这个最大的顾虑。
“商贾若不加管束，其逐利本性确实会带来诸多弊端，如殿下所言，土地兼并、操控市场、奢靡成风、结交官场等等，皆可腐蚀国体。”
“但是，殿下，您是否想过，商业本身，并不仅仅是低买高卖的投机之举？”
“它更是一种流通，将甲地之盈余，输往乙地之稀缺，这其中产生的差价，便是商业所创造的巨大价值。”
“而这个价值，远比单纯向产出货物的农夫征税，要庞大得多。”
她试着用更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譬如，苏杭一带上好的丝绸，在产地价格或许尚可。”
“但若能组织起来，运往西北边塞，或是更遥远的海外番邦，其价值便能翻上数倍、十数倍，乃至数十倍。”
“这其中的巨额利润，如今大多落入了敢于冒险的商贾及其背后关联的官绅囊中。”
“朝廷若能在这个过程中，设立合理的关卡，制定明确的税则，收取一定比例的税赋，即商税。”
“那么这笔收入，将远远超过向那些养蚕缫丝的农户征收的丁银和田赋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