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微微蹙眉，这是他熟悉的思维模式遇到的挑战：“商税之议，历来有之。然则征收何其难。商贾狡黠，足迹遍天下，多有隐匿财产、偷漏税款之举。”
“且若朝廷明示鼓励经商，天下人见利忘义，弃农从商者众，田地荒芜，根基动摇，岂非本末倒置，自毁长城？”
这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担忧，也是重农抑商政策最根本的逻辑支撑。
“所以，臣妾才说，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楚昭宁坚定的目光，迎上太子疑虑的眼神。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抑商或重商口号，而是一套精心构思、严密执行的管理与引导制度。”
“这套制度，既要能让商业活动在朝廷划定的轨道和范围内蓬勃发展，如同开凿沟渠，引导水流，从而为国库带来稳定且丰沛的税收。”
“又要能通过律法、官府、甚至科举名额限制等手段，严格防范和抑制其可能带来的一切弊端。”
她进一步阐述具体构想：“比如，可设立或加强专门的机构，如市舶司、商务司。”
“对所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商户进行强制登记、造册管理，明确各类商品的税种、税率。”
“建立严格的账簿稽查和货物查验制度，重罚偷漏税行为，让守法经营、依法纳税成为常态。”
“同时，用《大周律》明文严格限制商贾及其家族兼并土地的数量。”
“规定其子弟参加科举的录取名额和出任官职的范围，从根源上防止其形成能与士绅阶层抗衡的势力。”
“此外，朝廷还可以主动引导商业资金流向朝廷希望发展的领域。”
“比如投资兴建水利设施、开办官督商办的工坊、勘探矿产，而不是任由其一味地囤积居奇、放印子钱盘剥百姓。”
太子听着，眼神中的疑虑渐渐被思索所取代，甚至闪过一丝光亮。
他从未从制度化管理的角度去思考过商的问题。
一直以来，农与商在他脑海中是近乎对立的，非此即彼。
而楚昭宁将商业关进制度的笼子，只取其利，而去其害。
“你的意思是……朝廷不应该仅仅是被动地防范和压制商业，而是应该主动地去经营和管理。”
“将其纳入国家掌控的轨道，从中获取稳定且高额的税收，再用这笔税收来反哺国家，包括巩固农业、支撑军备、兴修水利？”
太子尝试着总结，语气中带着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以及属于政治家的精明盘算。
“殿下总结得极为精辟。”楚昭宁微笑着颔首，“这就像驯服烈马。一味地鞭打压制，它可能狂躁伤人。”
“但若懂得套上鞍辔，精通驾驭之术，它便能成为日行千里的坐骑，载着国家这驾马车跑得更快更稳。”
“农，是稳坐马背的根基，不可或缺。工，是强健马匹的筋骨，提升负重与速度。”
“而商，则是驱使马儿奔跑起来的鞭策与市场活力。农、工、商三者，若能协调得当，便可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一个强盛的国家。”
“这与工又有何关联？工匠之术，奇技淫巧。” 太子忽然想起楚昭宁曾经提到过的工学。